近些年来，风水术又流行起来。风水先生不足论，在一些学者的言论和论著中，也把风水说成是建筑选址的“环境科学”，比如要依山傍水，背风向阳之类。笔者经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发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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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时代的传统
据《周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那时候，自然也无所谓选择葬地，更没有死者可以荫庇生者的说法。“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系辞下》），自然也就有了葬地。但是据历史上的有关考察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直到秦汉时代之前，人们聚族而居，也聚族而葬。没有因为吉凶祸福而选择葬地的事，也没有葬地可以关系生者吉凶祸福的思想。
关于选择葬地的第一例记载，当是《孝经·丧亲章》：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据后世的注解，这里说的“宅”，指的就是墓穴；“兆”，就是墓地的范围。不过这样的葬地选择，也只是为了死者的安宁，不是为了生者的祸福。而且“卜其宅兆”，和其他占卜事件一样，不过是每逢大事就要占卜的惯例，还未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占卜项目。
《孝经》据说是孔子所传，曾参所记。然而据朱熹等学者考察，则此书更可能是后人编纂的。因此，风水术不是孔孟老庄时代的传统。
风水术是宋代才出现的、专为葬地吉凶而出现的巫术
大约魏晋南北朝时代，为趋吉避凶的目的而选择住宅和葬地的事已经非常普遍。所以到唐代初年，唐太宗让吕才整理“葬书”和“宅经”，吕氏所见的“葬书”类书籍已经有一百二十种之多。其中“宅经”趋吉避凶的理论，基本上是由五行说派生出来的五姓五音说。
据吕才所说，当时的葬书，一是要选择埋葬“年月便利”，二是要选择“墓田远近”，并且和“宅经”一样，是依“五姓便利”。在吕才看来，这不过是“巫者利其货贿”。大约这种宅经、葬书理论遭到了吕才的批判，不时兴了，所以到了宋代，出现了风水术。
风水术的根据，在署名郭璞的《葬书》。这是风水术的基本理论，其核心部分，乃是“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其理论基础，是汉代形成的“天人感应”说。风水术说的风、水，不是一般的背山面水之类的地形，而是要能够成为青龙、白虎之类形状的地形。此外，还有所谓仰刀、卧剑，覆舟、横几，燕巢、灰囊等等形状，其优劣好坏，就看它是不是能够聚得“吉气”。
《葬书》署名“郭璞”，据《四库提要》考证，则此书出于宋代。而我们在唐及其以前的文献中，也的确没有发现与选择葬地吉凶有关的“风水”概念。因此，《四库提要》的考证是可靠的。
风水术“全无义理”
风水术刚刚出世，就遭到当时思想家张载、程颐的批评，认为这种说法“全无义理”。
从宋代开始，反对葬地决定吉凶、反对风水术的人们，有著名的儒者司马光，南宋的真德秀，明代的开国儒臣宋濂以及他的弟子方孝孺，明朝中叶的王廷相以及清初的儒者徐乾学等，都曾著文，明确反对风水术，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巫术，不合圣人的教导。风水术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不入主流的边缘巫术文化。
到了清代，起初在顺治皇帝的“圣训”中，曾批判风水说的诞妄。康熙皇帝的“圣训”，还认为相信风水的只是“内地愚人”。乾隆时代的“圣训”“上谕”，才正式承认了风水术，影响所及，直到近代。
环境科学与风水无关
住宅要选择合适的地址，不仅是初期人类就知道的常识，也是动物就有的本能。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选择的标准也在变化罢了。农村现在可能还讲究背风向阳，但依山傍水就未必讲究。至于城市，现在则挑选市区、市郊，考虑上班远近等等。这样的环境选择，与风水术无关，而署名“郭璞”的《葬书》中的风水术，也与这样的选址无关。把环境的选择说成是风水术，误国误民，不过是现代的“巫者利其货贿”而已。
葬地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以便死者安宁，生者安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要求。其选择的标准，也不断变化。这样的选择，也与风水术无关。风水术对葬地的选择，不是这样的目的。
综上所述，风水术是宋代才兴起的、以“气感而应，鬼福及人”为特定内涵的巫术，不是一般的选择住宅和葬地吉凶的巫术，更与建筑方面的环境科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