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北京
当我坚定了这个舍弃自我，用自焚的形式去“正法”的信念后，2000年10月份的一天，我把自己决心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护法”的想法跟刘云芳讲了。当时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后来听说郝惠君也找刘云芳谈了，说也有同感。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就把这件事（自焚）定了下来，具体什么时候还没定。大约是10月底，刘云芳说他没去过北京，不了解实地情况，最后我准备好钱买了两张赴北京的卧铺票。我们俩到了北京，郝惠君的女儿陈果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接我们，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了住处。安顿好后，我和刘云芳到了天安门广场外边转了转，回去后我和刘云芳让陈果多联系几个北京的“功友”在一起切磋切磋，结果陈果只找到两个女“功友”。通过谈话，她们不能接受我悟的理，很扫兴。当初来北京之前，刘云芳说在开封已经找不出那么多人参加这件事了，“师父”在北京讲法次数最多，那儿肯定有不少“大法”的精英，要是能在广场上围成9个法轮就再好不过了（一个法轮是9个人，9个法轮就需要81个人）。当时我认为这像是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可刘云芳很有信心，他想试一试，所以他急于找更多的人切磋。事实上，不但找不到很多人，通过交谈连真实目的（自焚）也不敢跟他们讲，最后，他放弃了对9个法轮81个人的计划。看过地形后，又找到油漆商店卖稀料的地方（自焚时的燃料）。在北京呆了5天，最后那天晚上，刘云芳给开封的一个“功友”家通了电话，准备返回开封。我们俩人的不辞而别，可叫两家人找翻了天，她们四处打听，八方询问，整天以泪洗面，悲痛之情可以想像。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早上返回开封。当我回到家时爱人抱着我就哭，我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我的妻子，此时我茫然了。在妻子的逼问下，我说了谎，说我和刘云芳俩人到北京是找“同修”们互相交流一下学法心得，就这样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以后的日子里，“师父”的经文不断地出，我们就跟着不断地学，其目的都是让放下“执著”走出去，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修炼者”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护法”、“正法”，“师父”说已经走出去的弟子是伟大的。这时我爱人、女儿也有了要到天安门广场“护法”的要求，我真为他们能自觉走出来而感到高兴，我决定一家三口人同到北京去护法。
在2000年12月19日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天安门广场，10点钟左右，我们三口人从广场的东边，纪念碑东侧进入广场，大约就是后来我自焚的地方。在那拉开了一条4米长的黄底红字的横幅，一面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另一面是“师尊乃宇宙主佛”，很快就被警察夺去了。我们被送上了警车，拉到了广场东侧的派出所里面，这儿关了很多在广场“护法”的“大法”弟子，经过问话和登记后，再被分流到各处，也有被当场释放的。我和七八个外地的“大法”弟子被带上警车送往大兴县的一个派出所，登记后当天晚上我被释放。第二天早上我又到北京西站乘早8点由北京发往郑州的1489次列车返回开封。一个星期后，由我们辖区派出所乘我单位的车到北京把我爱人和女儿接了回来，当天就被送进了看守所。
12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商店喝茶，御街管委会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询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看到我对“法轮功”如此痴迷，无奈地走了。下午又来了一个科长笑盈盈地也没有谈什么要紧的，扯了些闲话，这时我意识到他这是在稳住我，说不定马上就会把我带走，我立即找了个借口，骑上摩托车到西郊油漆小店找到了刘云芳，说明情况，从那天起我再没有回家，我直到元月21日都是在外边借宿。
没在家住的这些天里，我和刘云芳等几个“同修”接触更加频繁了，重温了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的讲法，其中第53页中讲：“我们有的人就能走出来，有的人他还觉得自己为了实修不动呢。圆满了你还不动，我看你怎么办？你也不想圆满。光是修，修是为了什么，不是圆满吗？实际上是为你自己找借口，为你另一颗心找借口。不是实修不动，你平时表现得真的那么实修，那么不动吗？为自己走不出来都把心用到我这儿了？”“师父”不是早就让弟子们走出来吗？而且是在明说，明着往外推。而对走不出来的人，则是一种严厉的指责。
大约是2001年元月6日左右的一天，刘云芳给我一张手抄的“师父”的“经文”，大意是：一个佛可以为捍卫他所在的宇宙及这个宇宙里的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及生命，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因“师父”讲的是法，有着更深的内涵，政府把“大法”定为邪教，我认为是这次人类文明中最大的一个冤案，内心产生一种为“大法”洗清不白之冤、为“师父”洗刷不实之罪名而不惜牺牲我这个肉体之躯的念头，决心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此来造成巨大影响，迫使政府改变对“大法”的态度，同时又使所有的“同修”们更加坚定一修到底的信念。
2001年元月8日以后，郝惠君也不断找刘云芳谈同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并说女儿陈果也要参加。当我听到陈果也参加时，内心突然有一种伤痛之感，她太年轻了，可又一想做这么伟大的事我有什么理由横加阻拦呢？由此也很敬佩他们母女。赴北京自焚的计划一直没能定下，有一天我在油漆店和刘云芳谈话中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放过的一个动画片，介绍“除夕”这个传统的神话典故：一个名叫“夕”的恶魔来到凡间作乱，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天大的灾难，吃童男童女，狂风、山洪、干旱等等，百姓们纷纷焚香乞求上帝派天神降服“夕”这个恶魔。后来有个名叫“年”的神童从天而降来到人间，经过苦战降服了恶魔“夕”，天下太平了。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大好的日子，把农历三十这天定为“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定为庆贺“年”的胜利而普天同庆！当刘云芳听完后激动不已，从没见过他如此兴奋过，就这样我们的自焚计划当时就定在了“除夕”这天进行。
这天大约是元月10日，刘云芳把郝惠君几天前交给他为办这件事用的3000元钱给我1000元，让我买4张卧铺票，当时我问那人是谁，刘云芳说刘葆荣也参加，这我事先不知道。
当时派出所正在找我，我的警惕性很高，怕火车站有人看到我，这时我想到了刚认识的刘春玲，别人都说她很机灵，所以我就找到了刘春玲家，这天是元月11日，她和女儿刘思影都在家，我告诉她现在派出所正在找我，希望她能帮我买4张元月16日到北京的火车卧铺票，她满口答应，但她问都谁要去、去干啥，我没讲实话，说这是别人托我买的，这时她女儿刘思影闹着也要和母亲同去（她们娘俩已经去天安门广场几次了，才回来没多久）。在她多次的追问下我还是没给她说实情，这时她对我讲，听别人说现在有的“功友”悟的很高，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件事怎么传到她耳朵里呢？问谁给她讲的，她怎么也不肯说。接着说她也有去北京做这件事的想法，并表示非常坚定，情绪激动，当时我感动的几乎流下泪来，结果我给她讲了实情，她女儿听到后非闹着同去。我当时认为这可不得了，刘思影这么小，如果母亲不在了，剩下的是个孤儿，如果同去对12岁的思影太残酷了，她也承受不了，我怕她们如果做了这件事会给“大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坚决不同意。讲明利害关系后并说服了刘春玲，这时刘春玲哄着女儿说过了年后妈妈再领你去，一定带你去，结果女儿闹得更凶，但刘春玲当时答应，说我女儿的工作由我来做，她决定这次不同往了。
第三天，我到刘春玲家取已买好的4张车票，这时她亮出了她们娘俩为此事同去，已买好的两张火车票，我当时很生气，并再次给她们说明了利害关系，要求她必须退票，最后她在无奈下答应退票不去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元月16日，我就到二妹家去和老娘辞别，当时见到二妹、三妹，还有女儿的男朋友。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我撒谎说要到南郊的一个“功友”家住一段时间，躲躲风头，脸上没流露出什么伤感的表情，只是心里难受。当一出门后，心头马上涌出一股锥心的难受，亲人们啊，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泪水夺眶而出，但我马上强行抑制住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说过，一个“修炼”圆满的人，将来“师父”会把和你有缘的人一同度到那天国世界。我想，老娘啊，亲人们啊，等着瞧吧，听“师父”的话没错，那殊胜的一刻为期不远了。不要说我在狠心地抛弃你们不管，只是现在无法跟你们说清，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对“法”没有一定高度的认识，光用嘴说他是做不到的。为捍卫“大法”，必须放下这世间的儿女情长。我走到了南京巷街南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
到火车站后不大一会儿，薛红军乘出租车把郝惠君也送到了火车站。由我给薛红军买了月台票，他拿着郝惠君的东西把她送上了火车。当我到车厢门口时，突然看到刘思影正在上车，顿时我的头就蒙了，上车后我的情绪特别坏，谁跟我说话都对她们没好气，一路没话，这是他们几个人所共知的。到北京后我还在想：这难道是天意吗？我带他们乘郝惠君说的387次公交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下车等陈果接我们。见到陈果后，她先把我们领到学院的小餐厅吃了早餐后，又领我们乘公交车到了北京西很远的一个“同修”家里，我和老刘外边等着，过一会儿由一个年轻人带我们到了门头沟城子车站。下了车后把我们领到了预先定好的一个大院里边的一大套住室（两个住室，两个客厅，客厅是隔开的），女的住里边的住室和里边的客厅，我和刘云芳住外边的小住室。安顿好后，她们就到门口大超市购买了很多食品及菜类，去的人共带8000多元钱，带我们来的年轻人还以为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后，到天安门广场和别的“大法”弟子一样，一表现就走了，这时刘云芳跟这个年轻人说，想让他多找几个北京的“功友”在一起切磋一下，当天晚上年轻人又来了，并领着我、刘云芳、陈果坐车来到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家餐馆，事先他们定好了一桌菜，在一个单间内我看到已有5个北京的“功友”在座，加上我们共9人。我和刘云芳没把来北京的真实目的给他们讲，想先听听他们的看法，结果看他们“悟性”只停留在讲法的表现上，但有一个叫刘秀芹的悟性特别好。不到2个小时我示意刘云芳不要再谈了，结束后刘秀芹给我留下联系电话，其他人的电话我没要，刘秀芹给我们3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住处。(待续）
当我坚定了这个舍弃自我，用自焚的形式去“正法”的信念后，2000年10月份的一天，我把自己决心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护法”的想法跟刘云芳讲了。当时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后来听说郝惠君也找刘云芳谈了，说也有同感。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就把这件事（自焚）定了下来，具体什么时候还没定。大约是10月底，刘云芳说他没去过北京，不了解实地情况，最后我准备好钱买了两张赴北京的卧铺票。我们俩到了北京，郝惠君的女儿陈果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接我们，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了住处。安顿好后，我和刘云芳到了天安门广场外边转了转，回去后我和刘云芳让陈果多联系几个北京的“功友”在一起切磋切磋，结果陈果只找到两个女“功友”。通过谈话，她们不能接受我悟的理，很扫兴。当初来北京之前，刘云芳说在开封已经找不出那么多人参加这件事了，“师父”在北京讲法次数最多，那儿肯定有不少“大法”的精英，要是能在广场上围成9个法轮就再好不过了（一个法轮是9个人，9个法轮就需要81个人）。当时我认为这像是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可刘云芳很有信心，他想试一试，所以他急于找更多的人切磋。事实上，不但找不到很多人，通过交谈连真实目的（自焚）也不敢跟他们讲，最后，他放弃了对9个法轮81个人的计划。看过地形后，又找到油漆商店卖稀料的地方（自焚时的燃料）。在北京呆了5天，最后那天晚上，刘云芳给开封的一个“功友”家通了电话，准备返回开封。我们俩人的不辞而别，可叫两家人找翻了天，她们四处打听，八方询问，整天以泪洗面，悲痛之情可以想像。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早上返回开封。当我回到家时爱人抱着我就哭，我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我的妻子，此时我茫然了。在妻子的逼问下，我说了谎，说我和刘云芳俩人到北京是找“同修”们互相交流一下学法心得，就这样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以后的日子里，“师父”的经文不断地出，我们就跟着不断地学，其目的都是让放下“执著”走出去，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修炼者”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护法”、“正法”，“师父”说已经走出去的弟子是伟大的。这时我爱人、女儿也有了要到天安门广场“护法”的要求，我真为他们能自觉走出来而感到高兴，我决定一家三口人同到北京去护法。
在2000年12月19日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天安门广场，10点钟左右，我们三口人从广场的东边，纪念碑东侧进入广场，大约就是后来我自焚的地方。在那拉开了一条4米长的黄底红字的横幅，一面是“真、善、忍宇宙大法”，另一面是“师尊乃宇宙主佛”，很快就被警察夺去了。我们被送上了警车，拉到了广场东侧的派出所里面，这儿关了很多在广场“护法”的“大法”弟子，经过问话和登记后，再被分流到各处，也有被当场释放的。我和七八个外地的“大法”弟子被带上警车送往大兴县的一个派出所，登记后当天晚上我被释放。第二天早上我又到北京西站乘早8点由北京发往郑州的1489次列车返回开封。一个星期后，由我们辖区派出所乘我单位的车到北京把我爱人和女儿接了回来，当天就被送进了看守所。
12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商店喝茶，御街管委会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询问我对“法轮功”的认识，看到我对“法轮功”如此痴迷，无奈地走了。下午又来了一个科长笑盈盈地也没有谈什么要紧的，扯了些闲话，这时我意识到他这是在稳住我，说不定马上就会把我带走，我立即找了个借口，骑上摩托车到西郊油漆小店找到了刘云芳，说明情况，从那天起我再没有回家，我直到元月21日都是在外边借宿。
没在家住的这些天里，我和刘云芳等几个“同修”接触更加频繁了，重温了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的讲法，其中第53页中讲：“我们有的人就能走出来，有的人他还觉得自己为了实修不动呢。圆满了你还不动，我看你怎么办？你也不想圆满。光是修，修是为了什么，不是圆满吗？实际上是为你自己找借口，为你另一颗心找借口。不是实修不动，你平时表现得真的那么实修，那么不动吗？为自己走不出来都把心用到我这儿了？”“师父”不是早就让弟子们走出来吗？而且是在明说，明着往外推。而对走不出来的人，则是一种严厉的指责。
大约是2001年元月6日左右的一天，刘云芳给我一张手抄的“师父”的“经文”，大意是：一个佛可以为捍卫他所在的宇宙及这个宇宙里的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及生命，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因“师父”讲的是法，有着更深的内涵，政府把“大法”定为邪教，我认为是这次人类文明中最大的一个冤案，内心产生一种为“大法”洗清不白之冤、为“师父”洗刷不实之罪名而不惜牺牲我这个肉体之躯的念头，决心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此来造成巨大影响，迫使政府改变对“大法”的态度，同时又使所有的“同修”们更加坚定一修到底的信念。
2001年元月8日以后，郝惠君也不断找刘云芳谈同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并说女儿陈果也要参加。当我听到陈果也参加时，内心突然有一种伤痛之感，她太年轻了，可又一想做这么伟大的事我有什么理由横加阻拦呢？由此也很敬佩他们母女。赴北京自焚的计划一直没能定下，有一天我在油漆店和刘云芳谈话中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放过的一个动画片，介绍“除夕”这个传统的神话典故：一个名叫“夕”的恶魔来到凡间作乱，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天大的灾难，吃童男童女，狂风、山洪、干旱等等，百姓们纷纷焚香乞求上帝派天神降服“夕”这个恶魔。后来有个名叫“年”的神童从天而降来到人间，经过苦战降服了恶魔“夕”，天下太平了。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大好的日子，把农历三十这天定为“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定为庆贺“年”的胜利而普天同庆！当刘云芳听完后激动不已，从没见过他如此兴奋过，就这样我们的自焚计划当时就定在了“除夕”这天进行。
这天大约是元月10日，刘云芳把郝惠君几天前交给他为办这件事用的3000元钱给我1000元，让我买4张卧铺票，当时我问那人是谁，刘云芳说刘葆荣也参加，这我事先不知道。
当时派出所正在找我，我的警惕性很高，怕火车站有人看到我，这时我想到了刚认识的刘春玲，别人都说她很机灵，所以我就找到了刘春玲家，这天是元月11日，她和女儿刘思影都在家，我告诉她现在派出所正在找我，希望她能帮我买4张元月16日到北京的火车卧铺票，她满口答应，但她问都谁要去、去干啥，我没讲实话，说这是别人托我买的，这时她女儿刘思影闹着也要和母亲同去（她们娘俩已经去天安门广场几次了，才回来没多久）。在她多次的追问下我还是没给她说实情，这时她对我讲，听别人说现在有的“功友”悟的很高，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件事怎么传到她耳朵里呢？问谁给她讲的，她怎么也不肯说。接着说她也有去北京做这件事的想法，并表示非常坚定，情绪激动，当时我感动的几乎流下泪来，结果我给她讲了实情，她女儿听到后非闹着同去。我当时认为这可不得了，刘思影这么小，如果母亲不在了，剩下的是个孤儿，如果同去对12岁的思影太残酷了，她也承受不了，我怕她们如果做了这件事会给“大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坚决不同意。讲明利害关系后并说服了刘春玲，这时刘春玲哄着女儿说过了年后妈妈再领你去，一定带你去，结果女儿闹得更凶，但刘春玲当时答应，说我女儿的工作由我来做，她决定这次不同往了。
第三天，我到刘春玲家取已买好的4张车票，这时她亮出了她们娘俩为此事同去，已买好的两张火车票，我当时很生气，并再次给她们说明了利害关系，要求她必须退票，最后她在无奈下答应退票不去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元月16日，我就到二妹家去和老娘辞别，当时见到二妹、三妹，还有女儿的男朋友。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我撒谎说要到南郊的一个“功友”家住一段时间，躲躲风头，脸上没流露出什么伤感的表情，只是心里难受。当一出门后，心头马上涌出一股锥心的难受，亲人们啊，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泪水夺眶而出，但我马上强行抑制住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说过，一个“修炼”圆满的人，将来“师父”会把和你有缘的人一同度到那天国世界。我想，老娘啊，亲人们啊，等着瞧吧，听“师父”的话没错，那殊胜的一刻为期不远了。不要说我在狠心地抛弃你们不管，只是现在无法跟你们说清，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对“法”没有一定高度的认识，光用嘴说他是做不到的。为捍卫“大法”，必须放下这世间的儿女情长。我走到了南京巷街南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
到火车站后不大一会儿，薛红军乘出租车把郝惠君也送到了火车站。由我给薛红军买了月台票，他拿着郝惠君的东西把她送上了火车。当我到车厢门口时，突然看到刘思影正在上车，顿时我的头就蒙了，上车后我的情绪特别坏，谁跟我说话都对她们没好气，一路没话，这是他们几个人所共知的。到北京后我还在想：这难道是天意吗？我带他们乘郝惠君说的387次公交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下车等陈果接我们。见到陈果后，她先把我们领到学院的小餐厅吃了早餐后，又领我们乘公交车到了北京西很远的一个“同修”家里，我和老刘外边等着，过一会儿由一个年轻人带我们到了门头沟城子车站。下了车后把我们领到了预先定好的一个大院里边的一大套住室（两个住室，两个客厅，客厅是隔开的），女的住里边的住室和里边的客厅，我和刘云芳住外边的小住室。安顿好后，她们就到门口大超市购买了很多食品及菜类，去的人共带8000多元钱，带我们来的年轻人还以为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后，到天安门广场和别的“大法”弟子一样，一表现就走了，这时刘云芳跟这个年轻人说，想让他多找几个北京的“功友”在一起切磋一下，当天晚上年轻人又来了，并领着我、刘云芳、陈果坐车来到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家餐馆，事先他们定好了一桌菜，在一个单间内我看到已有5个北京的“功友”在座，加上我们共9人。我和刘云芳没把来北京的真实目的给他们讲，想先听听他们的看法，结果看他们“悟性”只停留在讲法的表现上，但有一个叫刘秀芹的悟性特别好。不到2个小时我示意刘云芳不要再谈了，结束后刘秀芹给我留下联系电话，其他人的电话我没要，刘秀芹给我们3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住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