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风访谈《李昌怎么看》中，法轮功早期骨干、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直言李洪志有很多“硬伤”。那么，李洪志到底有多少“硬伤”呢？
身体有病，刀口、病历是“硬伤”
李洪志声称，“我从未去过医院，也从没生过病。”那么，李洪志究竟生病不生病呢？抛开网传李洪志得脑瘤和肺部感染之类的重病不讲，即使从在国内时病史看，李洪志肚子上的刀口是怎么回事？李洪志的住院病历是怎么回事？李洪志从1983年至1990年的48张医药费报销单据是怎么回事？公安机关在李洪志的家中查出“白加黑”、维生素c等大量药品和使用过的拔火罐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李洪志身体患过病的“硬伤”，李洪志能否认得了吗？
李洪志的住院病历
说谎推责，人证、书证是“硬伤”
李洪志一贯造假说谎，败露后还要百般狡辩推脱责任。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是推卸出生日期造假的责任。李洪志为了神化自己的出身，将自己的出生日期由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以此来自比佛祖释迦牟尼转世。事情败露后，李洪志狡辩说，文革期间他的出生日期被搞错，改动出生日期不过是纠正错误而已。但此事有潘玉芳老人作证，1951年春天，李洪志的母亲卢淑芳和李洪志的父亲李丹刚刚认识，才开始谈恋爱，怎么会不经过十月怀胎就生下李洪志呢？而且李洪志出生时，就是助产士潘玉芳接生的，这事潘玉芳老人怎么能记错呢？李洪志将自己陷入羞父辱母的境地，这不是明显的“硬伤”吗？
潘玉芳老人回忆当年的情景
另一例是李洪志推卸“4·25”围攻中南海的责任。1999年“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发生之后，5月2日，李洪志在澳大利亚悉尼接受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报》、法新社等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北京发生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极力回避他与事件的关系。但是，正如李昌在《李昌怎么看》中所说，“过去出去都有出境小卡片，你哪天什么时间出境，然后北京市出入管理局都一麻袋一麻袋的积存着，你说你进北京了没来中国，走了你说没去，有点脑子的话就不会出这种硬伤的。”李洪志当时持回美证（号码：001106787，中国签证号003821），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于22日下午5时35分从北京入境，24日下午1时30分又匆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在北京共停留44个小时。入境卡和出境卡均为李洪志亲笔所填，白纸黑字的东西，是重要的书证，怎么能赖得掉呢？
功能失灵，战友、家人是“硬伤”
李洪志吹嘘他有“搬运、定物、隐身、思维控制”四大功能，能够给人发功治病，甚至“我瞅瞅你就好了，瞅你的时候就打出东西去了。”这里我们且不说他给普通弟子发功治病如何毫无功效了，只讲他的功能在战友、家人面前如何失灵即可。
一是李洪志给同学加战友杜春林发功治病失灵。在《“哥们儿”李洪志》中，杜春林说，“这么治的。站起来我告诉你啊，你得站起来，发功，这样的，乱打，他比我这有劲，使的劲大。他说疼不疼？我说疼，打的都疼了，他说你跑吧，我说，跑不了哇。这是实事，但他也是好心，他给我治了，可没好。完了第二年我就上那个医大三院做手术了，直到现在也没好利索，就这么个情况。”
杜春林演示李洪志发功情景
另一例是李洪志给前二妹夫孙森伦发功治病失灵。据孙森伦在《我与李洪志一家在泰国的日子》中披露，1995年11月2日，孙森伦出车祸重伤之后，被送入曼谷大医院，在急救病房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11月20日，李洪志到了曼谷医院，面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并逐渐好转的二妹夫，李洪志用气功发功给孙森伦治病，又是比划，又是拍掌，还问孙森伦是否好些，可惜孙森伦什么也感觉不到。“本人迫于他的坚决，我只好强忍着疼痛下床来稍稍动一下，却满头大汗，浑身巨痛，但是我为了在舅子面前表现得好一点，还是违心地说：好多了，好多了。”
试想，李洪志给战友和家人发功治病都百无一用，给其他人治病又何来“功能”可言呢？这难道不是李洪志的“硬伤”吗？
轮理害人，时间、死者是“硬伤”
除了上面讲到的三个方面之外，在《转法轮》及以后的经文里，李洪志还讲了很多“轮理”，什么“消业说”、“法轮说”、“法身说”、“圆满说”、“度人说”、“除魔说”等等。这些“轮理”好用不好用，能不能兑现，有时候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以“消业说”、“圆满说”为例，仅截止法轮功被取缔之前，已经造成了1700例弟子有病不医而死或自杀、杀人，何曾见过一人“圆满”？别人死了不能“圆满”也就罢了，李洪志的大妹夫李继光，48岁就肾衰竭而死了，那李继光是怎么“消业”的？死了后“圆满”了吗？如果连“佛亲”都要难免一死，这难道不是李洪志“轮理”的“硬伤”吗？
陆兴冲控诉法轮功害死他妻子的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有这么多“硬伤”，再狡辩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