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邪教网2022年5月7日消息，通讯员：王亦烊】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法轮功”的政治叙事：编造所谓“器官活摘”谣言》（The Falun Gong Political Narrativ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So-call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通过研究“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成员构成，分析了“法轮功”编造“器官活摘”谣言的目的，揭露了“法轮功”对质疑、批评其谣言的相关人士所采取的卑劣行径。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翻译。

    

本文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介绍

过去几年，“法轮功”邪教组织一直将所谓的“器官活摘”谣言，作为他们持续反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点。

一个由国际知名人体器官移植专家组成的团队对这些谣言进行了全面调查。该团队于2017年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后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国各地，与医生、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会面。虽然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但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完全代表我个人。

首先，我认为“法轮功”的谣言毫无依据。截至2019年，我并未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法轮功”成员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证据。

尽管已有上述结论，“法轮功”却仍在继续游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想仅靠几趟中国之行就希望国际社会相信，他们的成员在中国被大规模谋杀。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轮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所谓的“器官活摘”打造成争端的主题，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些谣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国际社会丢脸。

无独有偶，某些个人和团体也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破坏和颠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因此所谓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为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时也被一些西方政客当成把反对中国提上议程的有利契机。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功”极有可能继续通过各种政治和学术场合，向“特定观众”放映所谓“器官活摘”的宣传“纪录片”，以博取同情。对“法轮功”来说，这是获得公众支持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轮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给世界植入一个假象，即中国存在所谓的“器官活摘”。

“法轮功”一直处心积虑地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并始终用这种姿态，以弱者对抗中国强权的方式展示所谓的“器官活摘”。“法轮功”的作品里充斥着“大卫与歌利亚”式（译注：David and Goliath，圣经故事中以弱胜强的典型）的政治表态。“法轮功”的这种定位确实颇具讽刺意味，一方面，该组织声称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活跃成员；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定位为弱小者、劣势者。本文通过对“法轮功”组织及其支持者的分析，探讨这种受害者心态下的具体表现。

“法轮功”组织概述

“法轮功”组织的来龙去脉和信仰教义在其他许多论述中都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我为“法轮功”组织不同层级的成员进行了分类，这在其他报道中没有提过，下文将进行介绍。需要注意的是，“法轮功”组织不认可、不接受、不赞同这些分类。

虽然“法轮功”将所有信徒都称为学员，但结合实际，我们将“法轮功”成员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法轮功”的基础是一级学员，他们与组织的关系松散，对组织的投入有限。这些人主要是受“法轮功”的修炼和冥想所吸引。一级学员对“法轮功”政治不感兴趣，在进入或退出组织时几乎没有障碍。然而，这些人确实为“法轮功”的政治属性提供了重要掩护。

“法轮功”的第二层级修炼者承诺朝着“圆满”的最终目标努力，并严格遵循“法轮功”教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们致力于“修炼”——这是“法轮功”的重要教义，要求个人为组织的政治利益作出牺牲。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损害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

“法轮功”的最高级别成员是三级领导层。他们控制“法轮功”网站和媒体，并为“法轮功”组织提供政治指导。三级领导层不需要遵循“法轮功”教义，但因其领导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级修炼者的尊敬。他们由大学教师、政客人士等受过教育的个人组成，在“法轮功”的核心圈子里大展拳脚。李洪志是他们公认的精神领袖，而负责执行政治战略的则是这群知识分子。“法轮功”主要媒体《大纪元时报》则负责大肆吹捧这群人。一系列展示这群领导层的宣传材料已在国际上广泛传播，以纪录片形式呈现，制作精良。

三级领导层利用网络技术开发了一套与学员沟通的有效方法，该技术能够实时更新主要政治文件。他们安排“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阅读电子版教义，而非纸质版。这使得那些控制着“法轮功”媒体的人能够随时改变成员的特定信仰，并将预期政治行为及时传达给他们。领导层还管理着其他许多负责散播谣言的团体。2017年，“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这些分支团体里最响亮的。

然而，无论“法轮功”成员层级如何，主题都是将自己呈现为受害者的姿态。因此，该组织似乎坚信，真实陈述事实、真正体现透明度只是对社会的正常期望，但不包括自己。“法轮功”认为，自己作为受害者和弱势群体，骚扰任何妨碍其政治目标的个人或组织都是合理的。

“法轮功”声称的所谓“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况

国际“法轮功”激进主义经常攻击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他们在全球发起运动，各地相互配合，通过所谓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这俨然已成为该组织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国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赠体系。截至2016年9月，在中国成功获得器官移植的外国人显著减少。事实上，鉴于中国目前器官短缺，我还遇到了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移植的中国公民。截至2019年1月，只有极个别外国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均发生在未经政府批准、私自经营的黑诊所里。尽管铁证如山，但“法轮功”的骨干成员依然嘴硬——因为如果所谓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么“法轮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论也将站不住脚。

上文讲过，我是一个国际团队的成员，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面都具备专业知识，并经常与中国移植专家合作。该团队与中国医生合作，他们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疗服务，为患者进行移植手术做好准备，并在患者接受供体器官后为他们提供终身善后护理。该团队还与一些外科医生合作，这些外科医生从捐赠者那接受供体器官并将其移植到接受者体内。此外，他们还与负责获取、保存、运送和分配供体器官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合作，该组织会基于临床需求和名单上的等待时间来决定谁先接受供体器官。最后，该团队还与医院管理人员、卫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导团体合作。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能证明中国“器官活摘”的证据。因此，我本人会继续支持和鼓励还在进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虽然新的器官移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进步的空间，但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改进。

尽管提供了上述证据，但“法轮功”仍然坚持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们在许多地方仍然开展此类宣传活动，均有记录。但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法轮功”选择“器官活摘”作为他们的核心话题。

首先，“法轮功”的教义对医学持普遍怀疑态度，而这一点被“法轮功”三级领导层利用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教义之下，修炼者对移植的整个概念充满怀疑。在香港器官移植会议上，我就曾被“法轮功”学员抗议——他们认为器官衰竭的人都该死，器官衰竭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带来排异，只会破坏移植的器官。“法轮功”三级领导层之所以在政治宣传中以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为目标，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很容易被二级修炼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轮功”内部影响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来的叙事风格。

然而，国际社会一直欢迎中国移植专家的参与和融入，而此举更是促成中国与其他器官移植体系早已成熟的国家间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触。2016年至2017年的参与更是促成双方的合作，按照国际标准在中国发展器官移植，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器官捐赠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过这种接触，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法轮功”的谣言毫无依据。

这种国际参与对“法轮功”来说是一场公关灾难。他们的反应极其激烈，分别在2016年9月香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2017年2月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和2017年9月日内瓦“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大会”上演了歇斯底里的抗议。

2017年末，对于国际专家访问中国，“法轮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赢得更广泛的支持者。例如，当西方政客或记者想要发表反华评论时，他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器官活摘”，以此作为他们的论据。在这样的圈子里继续传播谣言是“法轮功”现有的一个重要策略。然而，这一策略并非万无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轮功”的媒体报道称马航MH370飞机坠毁悲剧与所谓的“器官活摘”有关。但这种离奇的谣言不可能帮到“法轮功”，尤其是MH370遇难者家属迫切希望找到亲人的线索，这种言论只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真相VS“真相”

虽然所谓的“真”是“法轮功”核心教义之一，但“讲真相”概念的产生似乎只与其政治目的相关，与其说它是“法轮功”的核心内在价值，不如说是针对全球受众精心策划的宣传。

由于“法轮功”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所以他们的“研究”和“证据”通常很难达到常规大学研究人员需要达到的水平，往往经不起审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记者和学者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没有对“法轮功”的“研究”结果挑毛病，是因为他们直接就将“法轮功”视为“受害者”。还有一些西方记者和大学教师也不愿意去质疑“法轮功”的所谓“真相”，因为他们担心遭到报复，甚至攻击。

我对此类攻击有过亲身经历，其他几位研究“法轮功”的独立学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数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要求经过伦理审批程序，但“法轮功”的“研究”不受此约束。“法轮功”使用的研究方法缺乏所有公认的严格标准，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提供的数据也不是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收集。

基于“法轮功”的所谓“真相”，我与几个“法轮功”成员进行了交谈，他们于2016年8月在香港一个国际移植会议外分发《大纪元时报》，每次都说《大纪元时报》代表着“真相”。2017年，《大纪元时报》的总体目标是动员大量政治活动人士，招募境外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组织来支持他们的所谓“事业”。而所谓的“器官活摘”充当了便捷、高效、极具冲击力的工具，推动着“法轮功”事业向前发展。

我不接受“法轮功”谣言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任何敢于质疑所谓“器官活摘”的人，都会自动变成所有人权活动人士的敌人、中国政府的合谋。这个逻辑简直荒谬至极。据我所知，质疑“法轮功”“器官活摘”谣言的移植专家，或批评“法轮功”教义的宗教研究学者，都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法轮功”的这些谣言之所以人人唾弃，是因为它们是虚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国家治理体系相冲突。

“法轮功”的受害者

虽然“法轮功”有意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但值得探讨的是，对于“法轮功”这种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级领导层负有主要责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轮功”成员。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承受了来自“法轮功”领导层的高压——即使遵守领导层的要求意味着可能违反中国法律并将受到法律制裁。

无论“法轮功”学员对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有何看法，但现在总部设在美国的“法轮功”领导层明确向中国境内的学员施压，要求他们违法犯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也显然不符合个体的最佳利益。“法轮功”不顾学员们面临法律制裁的风险，不惜代价将他们塑造成“受害者”，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宣传目的。这些二级修炼者出于对“法轮功”的盲目忠诚和奉献参与政治活动，并相信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自己的修炼提升。然而，当学员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三级领导层却迅速逃离了中国，在美国重新定居。到了美国，再招募新的三级领导层来领导战略转型，成为一个政治活跃组织。三级领导层必须对二级修炼者在中国的犯罪行为负直接责任。

最令人担忧的受害者群体也许是“法轮功”信徒的家庭成员。2016年，我在纽约和中国台北与“法轮功”成员的家庭进行了私下交谈，发现许多二级修炼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亲居多。他们声称，母亲将自己的爱献给了“法轮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轮功”成员将“放下执著”的教义解释为放弃家庭，将爱、感情和归属感转向“法轮功”。

纽约的“法轮功”组织大肆宣扬，称与家庭脱离关系不一定是突然发生的，与其他邪教不同，它不会公开谴责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却说，他们的母亲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导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关爱。奇怪的是，似乎也没有人尝试将家庭成员纳入“法轮功”修炼中。这或许是因为家庭成员被视为执著和负累。因此，与仅仅拉拢家庭成员相比，“放下执著”在修炼提升方面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报告说，他的“法轮功”母亲拒绝与自己说话，因为母亲怀疑他是同性恋（“法轮功”教义中禁止同性恋）。还有一名成年孩子报告说，她的“法轮功”母亲责备她，因为她嫁给了外国人。对虔诚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跨种族通婚是不被允许的。

中国台北的“法轮功”家庭成员揭示了一系列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法轮功”学员拒医拒药——不仅是他们自己，也包括他们的孩子。“法轮功”拒绝医学是众所周知的，但拒绝为儿童提供医疗服务的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必须予以谴责。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不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关爱和安全，而且还可能因得不到医疗直接受到伤害。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法轮功”

在从准精神组织向政治组织过渡的整个过程中，“法轮功”作为受害组织的战略定位始终没变。“法轮功”登上政治舞台后，成千上万的一级学员对政治激进主义毫无兴趣，于是便离开了。留在“法轮功”的二级修炼者成为了中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投入程度更高。2017年，除了“法轮功”这一名称和几条教义，组织最初的东西所剩无几，而这些教义现在被操纵，赋予了这个新的政治组织截然不同的意义。

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西方政党、政府和媒体组织，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争辩和讨论声越来越大。作为对中国崛起的总体反应，“法轮功”声称的所谓“器官活摘”的出现正当时，也为“法轮功”的有利报道提供了素材。适逢西方媒体机构预算削减，资源压缩，难以开展长期调查性新闻报道，于是便未经任何验证，就对一些“法轮功”的文件简单“粘贴复制”。对于媒体宣传来说，这既方便又廉价，一方面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国内事务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法轮功”宣传机器的一笔意外收获。

外，“器官活摘”谣言还给“法轮功”吸引了不少同情者，让这些人无偿为其提供政治、宣传和教义方面的咨询。与此同时，这些顾问们则被《大纪元时报》大晒特晒，成为了“法轮功”的英雄。有一些年长的政客、律师和学者利用《大纪元时报》为自己积累反华活动的资本。虽然他们本身不一定有酬劳，但他们将法轮功学员变成自己的忠实粉丝，以此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在社交媒体上积累大量人气。随后，乘着这种大受欢迎的东风，再参加全球范围内的有偿演讲活动——这笔账不论怎么算，其潜在回报都相当可观。

“法轮功”是邪教吗？

我在公开论坛上多次表示，我认为“法轮功”就是一个邪教。原因很多，但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的首要因素是：对任何敢于批评他们的团体和人员，该组织的态度和反应。“法轮功”向我的雇主提出了几项正式投诉，还处心积虑地想让我退出国际人体器官移植会议。“法轮功”不敢以正常且公认的学术方式，就他们的不同意见与我进行辩论，而是选择了卑鄙的方式阻止我发言。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我将其判断为邪教的原因之一。

此外，“法轮功”领导层还将《大纪元时报》作为另一种报复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在《大纪元时报》或其他几家“法轮功”网站媒体上发表抨击文章，抹黑诋毁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的典型报复行为是，妄称该学者没有资格了解“法轮功”，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错的。学者们在会议上遭到他们的侮辱质问，在公开场合被骂“愚蠢”，并在公开演讲时被骂“没人把你当回事”。“法轮功”这种尖酸刻薄的反应，再次成为他们邪教特征的生动写照。除此之外，这些攻击通常还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来。我本人每天都会收到来自“法轮功”及其支持者的电子邮件。

将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法轮功”便可以攻击任何人或组织，而如果攻击失败，也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然而，对于大多数专业学者来说，如果对一位学者的行为进行正式投诉，如果这个投诉最后被认定毫无依据，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能会严重损害学者的专业声誉，也可能导致法律诉讼。然而，对于“法轮功”来说，却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因此，批评“法轮功”的学者们知道，他们将不断、反复收到各种投诉，被要求对每一个投诉作出全面回应。对于所有批评“法轮功”的作者来说，这些已经司空见惯，并已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探讨了“法轮功”是如何利用受害者策略来推行其政治议程，来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敢于公开反对他们的政党的。尽管国际专家多次到访中国展开调查，却并未发现所谓“器官活摘”的证据，但“法轮功”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所谓的“研究”避开了伦理机构的严肃审查，因此，根据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研究机构遵循的协议，这些“研究”将无法发表。“法轮功”遂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媒体网络来传播这一“研究”，鼓吹他们的议程。此外，他们还得到了西方记者和学者的支持，后者忌惮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作用日益凸显。任何质疑“法轮功”“研究结果”的学者都会受到持续不断的报复性攻击，既有专门报复，也有个人攻击。

但无论“法轮功”如何阻挠，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专家都将继续与他们的中国同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处理这些反复投诉和抗议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也确实恶心人，但这只会反过来激励那些相信客观真相而不是“法轮功”“真相”的人继续前行，并与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西方媒体界和学术界对“法轮功”的支持，更多的是为了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而非真正支持“法轮功”的谣言。因此，随着世界适应全球新秩序，对“法轮功”的支持必然会减弱。“法轮功”已经好些年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新证据了。事实上，虽然他们庆祝鼓吹“器官活摘”谣言的书籍出版十周年，但这也证明了，除了十年前老掉牙的荒诞说法，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新把戏了。

随着中国器官移植越来越融入国际移植界，“法轮功”毫无根据的谣言也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国际移植界必须与中国持续合作，努力解决全球移植器官短缺问题，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利于所有需要及时获得器官移植服务的患者。

“法轮功”的生存空间将取决于能否吸引新的年轻人加入该组织，尤其是年轻华裔。然而，它很难吸引更多的年轻新成员了。我与世界各地的中国侨民进行了广泛接触，总的来说，他们似乎对“法轮功”不屑一顾。因此，“法轮功”无法成为一股可持续的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似乎特别质疑“法轮功”，特别是质疑其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影响。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的规模会不断缩小，并最终像之前的许多邪教一样，在几年内不复存在。 （全文完结）

关于作者：

 

坎贝尔·弗雷泽博士

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商业战略与创新系的高级讲师，也是人体器官贩运方面的国际权威人士。他是器官采购组织和肾脏疾病倡导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国际移植学会和器官捐赠与采购学会的活跃成员。他制定了主动打击人体器官贩运的协议，并实施了调查和报告机制，以核实此类活动的指控。他特别关注人体器官贩卖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编造所谓强迫“器官活摘”故事的新问题。他的作品经常以多种语言出现在多个国家的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