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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器官活摘”谣言概述

发布时间:2022-06-15 来源:中国反邪教网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王亦烊(编译)

【中国反邪教网2022年5月12日消息,通讯员:王亦烊】2017年4月15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发表题为《“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器官活摘”谣言概述》(An Overview of the Falun Gong Organisation and its Claims of “Organ Harvesting”)的演讲,探讨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法轮功”国内外活动情况为基础的历史背景研究;二是探讨“法轮功”本质和信条;三是阐述该组织如何利用其教义来推进自己的全球化政治进程。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翻译。

    

本文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是“法轮功”炮制的所谓“器官活摘”谣言,主要探讨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法轮功”国内外活动情况为基础的历史背景研究;二是探讨“法轮功”本质和信条;三是阐述该组织如何利用其教义来推进自己的全球化政治进程。

由于“法轮功”鼓吹信徒信仰极权头目,要求信徒无条件供奉,致使信徒陷入极度狂热,因此在整个报告中,我将把该组织称为“邪教”。不过,“法轮功”组织强烈反对称他们为邪教。

将“法轮功”界定为邪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有证据证明,“法轮功”对所有批评他们的公开报道,反应都极其强烈、极端。如果有人发表了大体上是不支持“法轮功”教义的文章,那么该文作者不管是在职业生涯上还是个人方面上都将遭到“法轮功”持续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攻击。学者们——或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或刚刚组建家庭——出于担心遭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报复和攻击,都不敢对其进行批评。“法轮功”组织也因此避开了公众审查。

虽然“法轮功”将所有信徒都称为学员,但结合实际,我们通常将“法轮功”成员分为三个不同层级。首先是“法轮功”一级学员,他们与组织的关系松散,对组织的投入有限。这些人主要是受“法轮功”的修炼和冥想所吸引,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集体活动。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练功获得健康,通常对“法轮功”的政治诉求不感兴趣,在进入或退出组织时几乎没有障碍。他们可能会偶尔购买教学DVD或书籍,这就是最大的投入了。但他们在组织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一级学员为该组织隐蔽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重要掩护。虽然大多数一级学员都是华裔,但在“法轮功”的宣传报道中,刻意突出的却是白人的身影——这是“法轮功”借此提高其所谓“全球化”吸引力的战略。

“法轮功”的二级修炼者致力于朝着“圆满”的最终目标努力修炼,并严格遵循“法轮功”教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全盘按照“法轮功”组织指示行事——即使这样做有违他们的最佳利益也毫不犹豫。他们是步兵,是为“法轮功”组织政治利益做出牺牲的人。

最高级别是三级领导层,他们控制着“法轮功”组织旗下网站和媒体,并为组织提供政治指导。“领导层”不需要严格遵循“法轮功”教义,但因其领导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级修炼者的尊敬。他们由大学教师、政客人士和受过教育的个人组成,在“法轮功”核心圈子里大展拳脚。他们利用“法轮功”平台来实现个人发展,当然,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低级信徒。虽然李洪志是他们公认的“精神领袖”,但负责执行政治战略的是这群知识分子。“法轮功”主要喉舌《大纪元时报》大肆吹捧这群人,使他们像“半神”一样备受普通成员推崇。一系列制作精良、展示这类领导层的纪录片等宣传材料已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在我概述“法轮功”邪教的信仰和教义之后,将对此进一步探讨。

本报告的主要关注对象为二级修炼者和三级领导层,并尽可能通过解释这些层级的运作模式,来阐释为何“法轮功”组织容不下任何负面或批评声音。我的观点是,对批评声音进行反扑的决策权来自三级领导层,而实际的抗议行为则由二级修炼者实施。

要理解“法轮功”领导层为何对批评作出极端反应,必须先了解其关于心性修炼的核心概念。“法轮功”邪教的基础,即诱导信徒坚信,修炼自己的行为和道德是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届时他们可以在更大的宇宙中“升仙归位”。这个所谓的修炼过程也就是“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

然而,“真善忍”远比外界观察者认为的更复杂。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组织对其释义的口径也在不断变化。这一点在1999年后所谓“正法”时期最为明显——该时期组织的明确目标是政治激进主义。因此,“法轮功”对“真善忍”进一步释义为要求修炼者“放下执著”——也就是说,去除“法轮功”教义所不认可的人类欲望。

要想成为二级修炼者,必须按照“法轮功”认可的行为规范去做——这似乎还形成了一种趋势,即实际行动比嘴上说说更重要。事实上,“法轮功”的信仰载体也在随时变化。“法轮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发了一套与学员沟通的有效方法,该技术能够实时更新高层的主要政治文件。他们安排“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阅读电子版教义,而非纸质版。这使得那些控制“法轮功”媒体的人能够随时改变信徒的特定信仰、实时操控他们的行为。

尽管“法轮功”教义在过去20年中不断演变,但他们在对待人类疾病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不变:“法轮功”认为疾病和“业力”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因此,从不承认药物是真正的治疗方法。这直接导致众多信徒抵触传统医学,拒医拒药,因此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这种对待医学、医生的态度现在已经上升为他们政治运动的主要立脚点。

国际“法轮功”激进主义经常攻击器官移植领域的医学专家,他们在全球发起运动,各地相互配合,炮制出所谓的“器官活摘”来博取全世界的同情。

2015年1月,中国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赠体系。截至2016年9月,并无外国人在中国获得器官移植。事实上,鉴于中国目前器官短缺,我还见到过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移植的中国公民。截至2017年6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人曾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尽管如此,“法轮功”的领导层仍在继续传播他们的谣言。因为如果所谓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么“法轮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论也将站不住脚。

鉴于“法轮功”邪教组织已经沦为一个无情的政治组织,他们的头目开始竭力迎合主流人群,于是在合法结婚的前提下适当放宽了其教义中禁止跨种族通婚的严苛规定。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旨在向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证明,确实有医生同情“法轮功”。DAFOH似乎成功吸纳了几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但却无法招募到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

尽管现在DAFOH已是“法轮功”政治激进主义的工具,但截至2017年6月,仍有医生报告,他们亲眼目睹“法轮功”修炼者拒绝急诊治疗,许多修炼者仍然极度怀疑疾病的起源和医疗实践的效果。无论“法轮功”教义的立场如何演变,不变的是许多修炼者始终认为不应鼓励医学发展进步,因为这可能会干扰、阻断由因果报应引发的疾病。

“法轮功”教义对医学持普遍怀疑态度,这一点被三级领导层利用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教唆引导下,二级修炼者对器官移植的整个概念充满质疑。作为一名器官移植接受者,在香港器官移植会议上,我就曾被“法轮功”学员围攻抗议——他们认为器官衰竭者都该死,器官衰竭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带来排异,只会破坏被移植的器官。因此,“法轮功”邪教认为,应该竭力阻止器官移植。“法轮功”三级领导层之所以在政治宣传中瞄准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作为靶子,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易于被二级修炼者理解和接受。

“法轮功”另一个重要的错误教义是“忍”,认为“忍”能够获得“心性”,能将“业力”转化为“德”。“德”据称是产生能量的物质,是实现“圆满”的先决条件。简单说来,“法轮功”信徒普遍认为,一个人在受到侮辱时,坦然接受不做回击,就能够“积德”。

虽然这些发起抗议的二级修炼者应当以“忍”示人,但事实上,如果任何个人或组织在媒体报道中对“法轮功”进行了批评,那么该组织将迅速有力、毫不退让地发起报复。这表明“法轮功”存在三层等级,不同层级的参与规则也不同。处于高位的领导层没有必要像低层成员那样,他们无需“忍”受异见和批评。

所谓的“正法”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真善忍”的内涵。其核心教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信徒的自我成长,更重要的是组织如何呈现政治激进主义。“正法”时期代表“法轮功”承认自己沦为了政治组织。

“法轮功”现在所谓的“真”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与其说它是“法轮功”的核心内在价值,不如说是针对全球受众精心策划的宣传。走向“圆满”的旅程驱使“法轮功”成员一边抗议一边发放《大纪元时报》。

2016年8月,在香港的一次国际器官移植会场外,我与几位“法轮功”习练者进行了交谈。当时他们正在分发《大纪元时报》,每个人都说《大纪元时报》代表着“真相”。这也成了“法轮功”成员所谓的“讲真相”的方式。2017年,《大纪元时报》的总体目标是动员大量政治活动人士,招募境外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组织来支持他们的所谓“事业”。而所谓的“器官活摘”谣言则充当了便捷、高效、极具冲击力的工具,推动着“法轮功”事业向前发展。

这次香港会议之余,我通过一位会说粤语和普通话的翻译人员与两名“法轮功”抗议者讨论了“善”的问题。2017年的“善”似乎集中体现在即将到来的“正法”时期,“法轮功”成员在时间“耗尽”之前邀请大家加入组织,以此向人类同胞表达他们的“善”。这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强有力的招募工具:“法轮功”修炼者或许确实相信“正法”期即将到来,因此他们通过招募新成员加入来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善”。

自“法轮功”沦为政治组织以来,“忍”的教义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忍”现在被重新定义,内容更加宽泛而不受限制,且主要与政治活动相关。

对此,需要注意的是,“法轮功”将所有未全面支持他们的个人视为敌对者。“法轮功”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派是该组织最大的弊病,也是许多国际组织不愿与其接触的主要原因。

我研究了“法轮功”的“真善忍”,其教义的所谓关注信徒自我成长,培养“心性”、走向“圆满”,已然演变成挑战权威。“法轮功”组织除了检验成员是否获得了必须具备的素质,还要检验他们是否获得了“摈弃一切”的素质,这就引出了“放下执著”的概念:为了成为修炼者,个人需要重新塑造自我,摆脱现有生活的束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阻碍通往最终“圆满”的道路。此外,他们还提醒修炼者,在此过程中要避免产生新的“执著”。

“执著”的对象形式多样,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其中最突出的如名、利、情,乃至吃药就医。虽然修炼或许会带来特殊力量,但修炼纯粹是为了修炼本身,而不是为了获得这些力量。在“法轮功”组织内,李洪志是唯一被允许使用这些神秘力量的人,尽管他并未证明过他确实拥有神秘力量。颇具讽刺的是,一群与“法轮功”有关联的学者、律师和政客,正在利用该组织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媒体上的知名度。

“放下执著”可以让“法轮功”实现对其成员施加最终控制的目的。此外,由于在组织内层级不同,对“执著”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总的来说,“法轮功”二级修炼者表现出高度顺从,严格遵守组织指令。如前所述,他们自己不求名利,对器官移植医生们高度怀疑。在“法轮功”教义影响下,他们对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充满质疑,相信移植会导致业力发生转移。领导层通过这种强力控制,煽动他们持续攻击器官移植专家。

虽然我从二级修炼者层面理解了关于“放下执著”的含义,但有证据表明,在“法轮功”更高层级上,那些声称能代表“法轮功”的“半神”三级领导层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媒体上尤为明显:核心人物积极寻求有利报道。当独立媒体没有深度正面报道时,《大纪元时报》通常会推出全面的采访特写,试图提高“法轮功”活动曝光度,以激起主流媒体和大学教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的兴趣。这是“法轮功”宣传的特点之一。他们津津乐道地向独立记者介绍一些谎称受到“迫害”的修炼者,为他们安排会面,当然,会面受到高度控制——有陪同人员在场,以把握对话方向。一位著名记者称,2016年6月他在采访修炼者时,“法轮功”方面提供的翻译擅自更改了受访者所陈述的实际含义。

这再次印证了“法轮功”内部存在三层等级。基层成员要“放下执著”不得追求名利,但他们却要促成核心人物的正面曝光。这些核心人物本身可能不是“法轮功”成员,但因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而出名。

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法轮功”积极劝阻修炼者不要妄自揣测或估量他们距最终“圆满”的距离。这样可以防止横向比较,并在缺乏对“圆满”有一个真正进度监控的情况下,保持修炼者的动力。在“正法”时期,这对组织特别有利——因为只要未“圆满”,成员必须继续保持积极。“法轮功”所打的算盘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将成员维持在修炼者阶段,因为这是他们最有可能为组织带来生产力的时期。事实上,李洪志的教义表明,如果修炼者相信自己已经接近或实现“圆满”,他们就不再可能为“法轮功”政治运动牺牲自己。

我们可以更深入探讨一下“执著”与“情”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就是爱情、亲情以及人际关系。在“法轮功”教义中,成功的“法轮功”修炼者需要“去情”。这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形成了鲜明对立——在中国,家庭是生活的核心。因此,这种“放下执著”“放下情感”尤其让修炼者家人难以理解、接受。

2016年6月,纽约的一个“法轮功”支援团体代表联系了我——该团体为“法轮功”受害者的家人提供帮助。该团体宣称,与家庭脱离关系不一定是突发的,与其他邪教不同,“法轮功”不会公开谴责家庭生活。但这些受害者的家人却说,他们失联的家人对家庭冷漠缺乏关爱,就这样慢慢退出了家庭生活。奇怪的是,似乎也没有人尝试将家庭成员纳入“法轮功”修炼中。这或许是因为家庭成员被视为执著和拖累。因此,与仅仅拉拢家庭成员相比,“放下执著”在修炼提升方面更有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家人是指二级修炼者的家庭成员,二级修炼者是一门心思投入到“法轮功”修炼及其政治目标中的人。而一级学员只是漫不经心地参与锻炼,并未从身心上全面投入“放下执著”。那些修炼者家人也报告说,他们所爱的人似乎失去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欲望。通过精神控制来抑制习练者的欲望,表明“法轮功”确实是个邪教。

随着习练时间的推移,修炼者开始丧失幽默感、欲望和食欲。更严重的,如前所述,身为修炼者的父母不再对孩子流露感情。问题是,爱家人本是人之常情,但在“法轮功”教义中,爱家人是有问题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要求戒酒与禁欲无关,仅仅是因为它认为喝酒会将修行能量从体内排出。

欲望在前述“法轮功”修炼者的“殉道”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类最基础的本能是为了自己和亲人活下去,但这项本能却被李洪志扭曲为“最后的执著”。不愿死亡想要活着,被“法轮功”认定为“不必要的执著”;相反,修炼者应该为“法轮功”的更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法轮功”成员表现出的“殉道”行为正是这条教义的体现。为了不损害“法轮功”道貌岸然的形象,李洪志极力在教义中植入“牺牲”这一概念,避免直接提出殉教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要求修炼者摒弃求生欲望,这正好呼应了“法轮功”对需要器官移植的濒死患者表现出的冷漠心理。

进一步纵观“法轮功”的历史嬗变:1999年,许多习练者离开该组织转而加入其他气功组织。占“法轮功”绝大多数的一级学员们对任何政治活动都毫无兴趣,这些人最初加入“法轮功”,是因为想要让生活有趣、让身体更健康、与人社交,一旦发现“法轮功”并无上述功能,他们就离开了。二级修炼者作为中坚力量留在“法轮功”,随着“法轮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成员规模大幅缩减。因此,2016年“法轮功”的成员构成与1999年之前截然不同。除“法轮功”这一名称和几条教义之外,最初的东西所剩无几,并且这些教义现在已经被操纵,赋予这个新的政治组织截然不同的意义。正统宗教的经文典籍亘古不变,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轮功”的教义几经巨变。

李洪志死后,“法轮功”将会何去何从?这个棘手的问题如今已是迫在眉睫。他现在60多岁了(译注:李洪志生于1951年),所以可以合理假设他还能活一段时间。然而,其随后的继任计划,以及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证明继任计划的合理性,还没有编造出来。实际上,现在的“法轮功”组织由一个核心三级领导层把控,这个政治组织的战略方向不断演变,与李洪志个人关系不大。

那些二级修炼者出于对“法轮功”的盲目忠诚和痴心奉献参与政治活动,并相信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修炼。然而,此时三级领导层却迅速逃离了中国,在美国重新定居。到了美国,再招募新的三级领导层来引导战略转型,成为一个政治活跃组织。最令人头疼的是,“法轮功”的三级领导层不必涉险,却可以通过编造其成员受到迫害的谣言,在国际上享尽政治优待。所以,那些鼓动二级修炼者在中国实施犯罪行为的三级领导层,必须对此负直接责任。

如前所述,为了能够向国际社会持续输出“器官活摘”谣言,“法轮功”三级领导层处心积虑在中国维持一个活跃的修炼者群体。这点我们已经探讨过,即为了保持“精进的动力”,这些修炼者永远不会得知自己离“圆满”究竟还有多远。

在现实中,“圆满”似乎是一种理想,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成功驱使修炼者始终遵循“法轮功”教义。而根据教义,无论是个别修炼者的“圆满”日期,还是所有人的“圆满日”,实现时间均有所不同。甚至有成员建议,那些未能达到“圆满”的修炼者仍然可以在低一层天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避免回到这个常人的“肮脏地球垃圾场”。无论如何,“法轮功”显然是一个高度奉行个人主义的邪教,终极目标是作为“法轮功”天堂中的“神”来实现个人救赎。

相比于遵循李洪志的教义,三级领导层做得更多的是为“法轮功”提供政治、宣传和教义方面的咨询。同时,这些领导层被惹人厌恶的《大纪元时报》大晒特晒,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眼中的“半神”。尽管“法轮功”矢口否认,但领导层事实上代表了该组织的高级战略管理层,为“法轮功”提供规划和指导,李洪志仍然是名义上的傀儡领导人。

对“法轮功”三级领导层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该组织的独特性,正是这点使其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集教派团体和政治组织为一体运作。这些从政治、法律和学术界招募而来的领导层,虽然他们本身不一定有酬劳,但他们将“法轮功”修炼者变成自己的忠实粉丝,以此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在社交媒体上积累大量人气。随后,乘着这股大受欢迎的东风,再参加全球范围内的有偿演讲活动——这份潜在回报相当可观。

我们很难将领导层获得的荣誉、个人崇拜和权力用实际货币等值换算。总的来说,领导层本身选择的职业就相对安全稳定,同时还能从他们自己的机构获得固定而可观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对“法轮功”领导层来说,声誉比简单的财务收益价值更高。毕竟,金钱买不到名望。

三级领导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快速有效地消除对“法轮功”组织的批评。批评是人类互动的自然组成部分,全世界所有的教派都会受到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宗教都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做出回应,引经据典捍卫自己教义。然而,“法轮功”并不会坐以待毙;相反,他们会快速对任何敢于提出批评的人发起人身攻击。

如果某位学者正计划就“法轮功”问题进行演讲或写作,“法轮功”会以这与学者自身专业无关为由,同时向学者所在学术机构、拟发表的期刊或会议组织者提出投诉。投诉一提完,他们就会再次联系学术机构,声称期刊正在调查相关投诉;接着又联系该期刊或会议,声称学术机构正在调查这一学术问题。最终给人一种假象:两边都在批评这位学者。这是政治竞选中非常著名的策略。通过大量“法轮功”网站发起投诉,然后声称媒体正在调查这位学者,就是这种策略的变体。当然这类骗局还有其他几种排列组合方式,但均以上述方式为基础模型。

“法轮功”三级领导层施行的另一种策略,是削弱学者的信心。据报道,学者们在会议上遭到他们侮辱质问,在公开场合被骂“愚蠢”,并在公开演讲时被怼“没人把你当回事”。有学者报告称,他们曾遭到威胁:如果胆敢批评“法轮功”,就在《大纪元时报》曝光他们的隐私。

一项调查结果令人侧目,即修炼者和领导层在这些攻击中分工不同。领导层的攻击极其强烈,而修炼者更倾向于使用非暴力、超然、近乎冷漠的攻击。因此,学者们一边要应对领导层的一连串指控;一边还要忍受修炼者往家里和办公室打电话,“和平”“礼貌”“温驯”地“恳求”他们不要在某某会议上发言。这同样可以印证前面得出的事实:修炼者需要表现出“忍”,但领导层显然无须“忍”。

上述“法轮功”挖空心思想阻止学者做学术演讲的伎俩,我本人就亲身经历过。然而,最让我震惊的是,有一位非常“礼貌”的修炼者来访,他声称我不应该对“法轮功”发表评论,因为作为器官移植的接受者,我实际早就死了!

“法轮功”的报复威胁确实让许多学者不敢批评它。年轻学者往往没有终身教职,他们理所当然不愿让自己、家人,甚至所在学术机构面临被攻击的风险。然而,鉴于现在相当一部分学者受到了这种攻击,他们有义务公布这些经历。

“法轮功”向学者们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在会议上发言或发表论文,将会受到猛烈攻击。领导层先是试图说服出版商或学术机构撤销论文出版,如果游说失败,“法轮功”不是想办法在学术论坛上光明正大反驳作者,而是惩罚、报复他们。

报复的形式有很多种,最常用是在《大纪元时报》或其他几家“法轮功”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诋毁作者。“法轮功”的报复套路是,妄称该学者没有资格谈论“法轮功”,写的东西都是错的;他们还会声明,该学者并没有时间全面研究这些问题。

“法轮功”教义的主要目的是让修炼者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人)的教育程度有限。因此,其教义主要是将三大历史悠久的宗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内容人为拼凑在一起。大多数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都能很好地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所谓学者要么没有资格发表评论、要么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研究的套路,只是猥琐的诡辩。这恰恰表明,该邪教教义确实存在重大弊病,所以“法轮功”一直不愿意公开为其辩护。

2016年8月,一位“法轮功”领导层唐突拦下我,称即使“法轮功”有问题,它也给学员带来很多“快乐”,质问我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快乐”?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所有的学员真的喜欢他们的“法轮功”活动吗?对此,确有必要问些严肃的问题,以便了解修炼者是否真正喜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领导层乐于利用修炼者开展针对学者的破坏性攻击活动,以便对批评他们的学者小惩大诫。于是听话的修炼者按照“法轮功”组织要求,向学者疯狂发送电子邮件,并涉嫌参与IT系统拒绝服务攻击(译注:即攻击者远程攻击目标机器,致其停止提供服务或资源访问,这些资源包括磁盘空间、内存、进程甚至网络带宽,从而阻止正常用户的访问)。2016年9月,中国台湾一名前修炼者证实,正是“法轮大法研究会”(FDRS)下发指令,号召信徒们参与此类网络暴力。

尽管名称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法轮大法研究会”似乎并不参与教义研究,而是一个负责简单教学翻译和商品分销的组织。在修炼者们眼中,“法轮大法研究会”和网络上那些经过授权的教义一样,都是李洪志的代表。它似乎主要服务于精英阶层三级领导层,负责执行而不是发展教义和政治活动。实际上,“法轮大法研究会”旨在确保修炼者能够相互监督、检举。在与前修炼者进行深入交谈时,他们报告说,“法轮大法研究会”以一种固定方式控制修炼者,确保其保持政治积极性。根据他们的顺从记录,选择特定修炼者参与高级政治活动,并许诺他们,他们的牺牲会在来世得到回报;同时巧妙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未完成使命,将在来世受到惩罚。虽然“法轮大法研究会”似乎没有明确呼吁信徒殉道,但肯定有其他巨大的、无法承受之压力施加在修炼者身上,要求他们不仅局限于公开持不同政见。

“法轮功”频繁实施报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为投机主义营造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用政治话术表述就是“小胜即庆”。每当“法轮功”向某机构、组织提出正式投诉进行报复时,总有成功的可能。即便这种成功微不足道,“法轮功”也会大肆宣扬,当成一次胜利在《大纪元时报》上大吹特吹。如果主流媒体进一步报道这件事,就会让这份胜利影响力翻倍。从而,一个个小小的胜利不断地激励着修炼者。

我与世界各地的华人进行了广泛接触,总的来说,他们对“法轮功”邪教不屑一顾。因此,“法轮功”永远无法成为全球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似乎特别质疑“法轮功”,尤其是质疑其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影响。

鉴于“法轮功”在海外华裔青年中缺乏人气,“法轮功”媒体记者处心积虑改变策略——为了让自己的“受害者”理论能站得住脚,不再明火执仗地扬言“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境内唯一被所谓“器官活摘”的群体。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当前的宣传“纪录片”和相关资料更是只提到所谓的受迫害人士。然而,截至2016年9月,还没有任何其他少数群体赞同“法轮功”这一“改良版”谣言。

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功”极有可能继续通过各种政治和学术场合,向“特定观众”放映所谓“器官活摘”宣传“纪录片”,以博取同情。对“法轮功”来说,这是获得公众支持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轮功”邪教组织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给世界植入一个假象,即中国存在所谓的“器官活摘”。(全文完结)

致谢

本文大部分理论背景源自著作《“法轮功”教派》(The Religion of Falun Gong),作者为本杰明·佩尼(Benjamin Penn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是关于“法轮功”在教派方面的唯一综合性学术著作。

本文所表述观点完全代表个人。

关于作者:


坎贝尔·弗雷泽博士

坎贝尔·弗雷泽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商业战略与创新系的高级讲师,也是人体器官贩运方面的国际权威人士。他是器官采购组织和肾脏疾病倡导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国际移植学会和器官捐赠与采购学会的活跃成员。他制定了主动打击人体器官贩运的协议,并实施了调查和报告机制,以核实此类活动的指控。他特别关注人体器官贩卖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编造所谓强迫“器官活摘”故事的新问题。他的作品经常以多种语言出现在多个国家的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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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器官活摘”谣言概述

日期:2022-06-15      文章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王亦烊(编译)  

【中国反邪教网2022年5月12日消息,通讯员:王亦烊】2017年4月15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知名器官移植问题专家坎贝尔·弗雷泽(Campbell Fraser)发表题为《“法轮功”邪教组织及其“器官活摘”谣言概述》(An Overview of the Falun Gong Organisation and its Claims of “Organ Harvesting”)的演讲,探讨了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法轮功”国内外活动情况为基础的历史背景研究;二是探讨“法轮功”本质和信条;三是阐述该组织如何利用其教义来推进自己的全球化政治进程。中国反邪教网全文翻译。

    

本文作者坎贝尔·弗雷泽

今天,我要谈论的主题是“法轮功”炮制的所谓“器官活摘”谣言,主要探讨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法轮功”国内外活动情况为基础的历史背景研究;二是探讨“法轮功”本质和信条;三是阐述该组织如何利用其教义来推进自己的全球化政治进程。

由于“法轮功”鼓吹信徒信仰极权头目,要求信徒无条件供奉,致使信徒陷入极度狂热,因此在整个报告中,我将把该组织称为“邪教”。不过,“法轮功”组织强烈反对称他们为邪教。

将“法轮功”界定为邪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有证据证明,“法轮功”对所有批评他们的公开报道,反应都极其强烈、极端。如果有人发表了大体上是不支持“法轮功”教义的文章,那么该文作者不管是在职业生涯上还是个人方面上都将遭到“法轮功”持续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攻击。学者们——或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或刚刚组建家庭——出于担心遭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报复和攻击,都不敢对其进行批评。“法轮功”组织也因此避开了公众审查。

虽然“法轮功”将所有信徒都称为学员,但结合实际,我们通常将“法轮功”成员分为三个不同层级。首先是“法轮功”一级学员,他们与组织的关系松散,对组织的投入有限。这些人主要是受“法轮功”的修炼和冥想所吸引,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集体活动。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练功获得健康,通常对“法轮功”的政治诉求不感兴趣,在进入或退出组织时几乎没有障碍。他们可能会偶尔购买教学DVD或书籍,这就是最大的投入了。但他们在组织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一级学员为该组织隐蔽的政治活动提供了重要掩护。虽然大多数一级学员都是华裔,但在“法轮功”的宣传报道中,刻意突出的却是白人的身影——这是“法轮功”借此提高其所谓“全球化”吸引力的战略。

“法轮功”的二级修炼者致力于朝着“圆满”的最终目标努力修炼,并严格遵循“法轮功”教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全盘按照“法轮功”组织指示行事——即使这样做有违他们的最佳利益也毫不犹豫。他们是步兵,是为“法轮功”组织政治利益做出牺牲的人。

最高级别是三级领导层,他们控制着“法轮功”组织旗下网站和媒体,并为组织提供政治指导。“领导层”不需要严格遵循“法轮功”教义,但因其领导地位和引路人身份受到二级修炼者的尊敬。他们由大学教师、政客人士和受过教育的个人组成,在“法轮功”核心圈子里大展拳脚。他们利用“法轮功”平台来实现个人发展,当然,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低级信徒。虽然李洪志是他们公认的“精神领袖”,但负责执行政治战略的是这群知识分子。“法轮功”主要喉舌《大纪元时报》大肆吹捧这群人,使他们像“半神”一样备受普通成员推崇。一系列制作精良、展示这类领导层的纪录片等宣传材料已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在我概述“法轮功”邪教的信仰和教义之后,将对此进一步探讨。

本报告的主要关注对象为二级修炼者和三级领导层,并尽可能通过解释这些层级的运作模式,来阐释为何“法轮功”组织容不下任何负面或批评声音。我的观点是,对批评声音进行反扑的决策权来自三级领导层,而实际的抗议行为则由二级修炼者实施。

要理解“法轮功”领导层为何对批评作出极端反应,必须先了解其关于心性修炼的核心概念。“法轮功”邪教的基础,即诱导信徒坚信,修炼自己的行为和道德是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届时他们可以在更大的宇宙中“升仙归位”。这个所谓的修炼过程也就是“法轮功”宣扬的“真善忍”。

然而,“真善忍”远比外界观察者认为的更复杂。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组织对其释义的口径也在不断变化。这一点在1999年后所谓“正法”时期最为明显——该时期组织的明确目标是政治激进主义。因此,“法轮功”对“真善忍”进一步释义为要求修炼者“放下执著”——也就是说,去除“法轮功”教义所不认可的人类欲望。

要想成为二级修炼者,必须按照“法轮功”认可的行为规范去做——这似乎还形成了一种趋势,即实际行动比嘴上说说更重要。事实上,“法轮功”的信仰载体也在随时变化。“法轮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发了一套与学员沟通的有效方法,该技术能够实时更新高层的主要政治文件。他们安排“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阅读电子版教义,而非纸质版。这使得那些控制“法轮功”媒体的人能够随时改变信徒的特定信仰、实时操控他们的行为。

尽管“法轮功”教义在过去20年中不断演变,但他们在对待人类疾病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不变:“法轮功”认为疾病和“业力”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因此,从不承认药物是真正的治疗方法。这直接导致众多信徒抵触传统医学,拒医拒药,因此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这种对待医学、医生的态度现在已经上升为他们政治运动的主要立脚点。

国际“法轮功”激进主义经常攻击器官移植领域的医学专家,他们在全球发起运动,各地相互配合,炮制出所谓的“器官活摘”来博取全世界的同情。

2015年1月,中国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赠体系。截至2016年9月,并无外国人在中国获得器官移植。事实上,鉴于中国目前器官短缺,我还见到过前往其他国家进行移植的中国公民。截至2017年6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国人曾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尽管如此,“法轮功”的领导层仍在继续传播他们的谣言。因为如果所谓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么“法轮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论也将站不住脚。

鉴于“法轮功”邪教组织已经沦为一个无情的政治组织,他们的头目开始竭力迎合主流人群,于是在合法结婚的前提下适当放宽了其教义中禁止跨种族通婚的严苛规定。此外,他们还成立了“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旨在向持怀疑态度的公众证明,确实有医生同情“法轮功”。DAFOH似乎成功吸纳了几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但却无法招募到经验丰富的资深医生。

尽管现在DAFOH已是“法轮功”政治激进主义的工具,但截至2017年6月,仍有医生报告,他们亲眼目睹“法轮功”修炼者拒绝急诊治疗,许多修炼者仍然极度怀疑疾病的起源和医疗实践的效果。无论“法轮功”教义的立场如何演变,不变的是许多修炼者始终认为不应鼓励医学发展进步,因为这可能会干扰、阻断由因果报应引发的疾病。

“法轮功”教义对医学持普遍怀疑态度,这一点被三级领导层利用到了极致。在他们的教唆引导下,二级修炼者对器官移植的整个概念充满质疑。作为一名器官移植接受者,在香港器官移植会议上,我就曾被“法轮功”学员围攻抗议——他们认为器官衰竭者都该死,器官衰竭是因果报应的结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带来排异,只会破坏被移植的器官。因此,“法轮功”邪教认为,应该竭力阻止器官移植。“法轮功”三级领导层之所以在政治宣传中瞄准器官移植外科医生作为靶子,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易于被二级修炼者理解和接受。

“法轮功”另一个重要的错误教义是“忍”,认为“忍”能够获得“心性”,能将“业力”转化为“德”。“德”据称是产生能量的物质,是实现“圆满”的先决条件。简单说来,“法轮功”信徒普遍认为,一个人在受到侮辱时,坦然接受不做回击,就能够“积德”。

虽然这些发起抗议的二级修炼者应当以“忍”示人,但事实上,如果任何个人或组织在媒体报道中对“法轮功”进行了批评,那么该组织将迅速有力、毫不退让地发起报复。这表明“法轮功”存在三层等级,不同层级的参与规则也不同。处于高位的领导层没有必要像低层成员那样,他们无需“忍”受异见和批评。

所谓的“正法”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真善忍”的内涵。其核心教义不再仅仅局限于信徒的自我成长,更重要的是组织如何呈现政治激进主义。“正法”时期代表“法轮功”承认自己沦为了政治组织。

“法轮功”现在所谓的“真”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与其说它是“法轮功”的核心内在价值,不如说是针对全球受众精心策划的宣传。走向“圆满”的旅程驱使“法轮功”成员一边抗议一边发放《大纪元时报》。

2016年8月,在香港的一次国际器官移植会场外,我与几位“法轮功”习练者进行了交谈。当时他们正在分发《大纪元时报》,每个人都说《大纪元时报》代表着“真相”。这也成了“法轮功”成员所谓的“讲真相”的方式。2017年,《大纪元时报》的总体目标是动员大量政治活动人士,招募境外有影响力的人士和组织来支持他们的所谓“事业”。而所谓的“器官活摘”谣言则充当了便捷、高效、极具冲击力的工具,推动着“法轮功”事业向前发展。

这次香港会议之余,我通过一位会说粤语和普通话的翻译人员与两名“法轮功”抗议者讨论了“善”的问题。2017年的“善”似乎集中体现在即将到来的“正法”时期,“法轮功”成员在时间“耗尽”之前邀请大家加入组织,以此向人类同胞表达他们的“善”。这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强有力的招募工具:“法轮功”修炼者或许确实相信“正法”期即将到来,因此他们通过招募新成员加入来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善”。

自“法轮功”沦为政治组织以来,“忍”的教义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忍”现在被重新定义,内容更加宽泛而不受限制,且主要与政治活动相关。

对此,需要注意的是,“法轮功”将所有未全面支持他们的个人视为敌对者。“法轮功”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派是该组织最大的弊病,也是许多国际组织不愿与其接触的主要原因。

我研究了“法轮功”的“真善忍”,其教义的所谓关注信徒自我成长,培养“心性”、走向“圆满”,已然演变成挑战权威。“法轮功”组织除了检验成员是否获得了必须具备的素质,还要检验他们是否获得了“摈弃一切”的素质,这就引出了“放下执著”的概念:为了成为修炼者,个人需要重新塑造自我,摆脱现有生活的束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阻碍通往最终“圆满”的道路。此外,他们还提醒修炼者,在此过程中要避免产生新的“执著”。

“执著”的对象形式多样,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其中最突出的如名、利、情,乃至吃药就医。虽然修炼或许会带来特殊力量,但修炼纯粹是为了修炼本身,而不是为了获得这些力量。在“法轮功”组织内,李洪志是唯一被允许使用这些神秘力量的人,尽管他并未证明过他确实拥有神秘力量。颇具讽刺的是,一群与“法轮功”有关联的学者、律师和政客,正在利用该组织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媒体上的知名度。

“放下执著”可以让“法轮功”实现对其成员施加最终控制的目的。此外,由于在组织内层级不同,对“执著”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总的来说,“法轮功”二级修炼者表现出高度顺从,严格遵守组织指令。如前所述,他们自己不求名利,对器官移植医生们高度怀疑。在“法轮功”教义影响下,他们对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充满质疑,相信移植会导致业力发生转移。领导层通过这种强力控制,煽动他们持续攻击器官移植专家。

虽然我从二级修炼者层面理解了关于“放下执著”的含义,但有证据表明,在“法轮功”更高层级上,那些声称能代表“法轮功”的“半神”三级领导层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这一点在媒体上尤为明显:核心人物积极寻求有利报道。当独立媒体没有深度正面报道时,《大纪元时报》通常会推出全面的采访特写,试图提高“法轮功”活动曝光度,以激起主流媒体和大学教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的兴趣。这是“法轮功”宣传的特点之一。他们津津乐道地向独立记者介绍一些谎称受到“迫害”的修炼者,为他们安排会面,当然,会面受到高度控制——有陪同人员在场,以把握对话方向。一位著名记者称,2016年6月他在采访修炼者时,“法轮功”方面提供的翻译擅自更改了受访者所陈述的实际含义。

这再次印证了“法轮功”内部存在三层等级。基层成员要“放下执著”不得追求名利,但他们却要促成核心人物的正面曝光。这些核心人物本身可能不是“法轮功”成员,但因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而出名。

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法轮功”积极劝阻修炼者不要妄自揣测或估量他们距最终“圆满”的距离。这样可以防止横向比较,并在缺乏对“圆满”有一个真正进度监控的情况下,保持修炼者的动力。在“正法”时期,这对组织特别有利——因为只要未“圆满”,成员必须继续保持积极。“法轮功”所打的算盘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将成员维持在修炼者阶段,因为这是他们最有可能为组织带来生产力的时期。事实上,李洪志的教义表明,如果修炼者相信自己已经接近或实现“圆满”,他们就不再可能为“法轮功”政治运动牺牲自己。

我们可以更深入探讨一下“执著”与“情”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就是爱情、亲情以及人际关系。在“法轮功”教义中,成功的“法轮功”修炼者需要“去情”。这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形成了鲜明对立——在中国,家庭是生活的核心。因此,这种“放下执著”“放下情感”尤其让修炼者家人难以理解、接受。

2016年6月,纽约的一个“法轮功”支援团体代表联系了我——该团体为“法轮功”受害者的家人提供帮助。该团体宣称,与家庭脱离关系不一定是突发的,与其他邪教不同,“法轮功”不会公开谴责家庭生活。但这些受害者的家人却说,他们失联的家人对家庭冷漠缺乏关爱,就这样慢慢退出了家庭生活。奇怪的是,似乎也没有人尝试将家庭成员纳入“法轮功”修炼中。这或许是因为家庭成员被视为执著和拖累。因此,与仅仅拉拢家庭成员相比,“放下执著”在修炼提升方面更有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家人是指二级修炼者的家庭成员,二级修炼者是一门心思投入到“法轮功”修炼及其政治目标中的人。而一级学员只是漫不经心地参与锻炼,并未从身心上全面投入“放下执著”。那些修炼者家人也报告说,他们所爱的人似乎失去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欲望。通过精神控制来抑制习练者的欲望,表明“法轮功”确实是个邪教。

随着习练时间的推移,修炼者开始丧失幽默感、欲望和食欲。更严重的,如前所述,身为修炼者的父母不再对孩子流露感情。问题是,爱家人本是人之常情,但在“法轮功”教义中,爱家人是有问题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法轮功”要求戒酒与禁欲无关,仅仅是因为它认为喝酒会将修行能量从体内排出。

欲望在前述“法轮功”修炼者的“殉道”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人类最基础的本能是为了自己和亲人活下去,但这项本能却被李洪志扭曲为“最后的执著”。不愿死亡想要活着,被“法轮功”认定为“不必要的执著”;相反,修炼者应该为“法轮功”的更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法轮功”成员表现出的“殉道”行为正是这条教义的体现。为了不损害“法轮功”道貌岸然的形象,李洪志极力在教义中植入“牺牲”这一概念,避免直接提出殉教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要求修炼者摒弃求生欲望,这正好呼应了“法轮功”对需要器官移植的濒死患者表现出的冷漠心理。

进一步纵观“法轮功”的历史嬗变:1999年,许多习练者离开该组织转而加入其他气功组织。占“法轮功”绝大多数的一级学员们对任何政治活动都毫无兴趣,这些人最初加入“法轮功”,是因为想要让生活有趣、让身体更健康、与人社交,一旦发现“法轮功”并无上述功能,他们就离开了。二级修炼者作为中坚力量留在“法轮功”,随着“法轮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其成员规模大幅缩减。因此,2016年“法轮功”的成员构成与1999年之前截然不同。除“法轮功”这一名称和几条教义之外,最初的东西所剩无几,并且这些教义现在已经被操纵,赋予这个新的政治组织截然不同的意义。正统宗教的经文典籍亘古不变,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轮功”的教义几经巨变。

李洪志死后,“法轮功”将会何去何从?这个棘手的问题如今已是迫在眉睫。他现在60多岁了(译注:李洪志生于1951年),所以可以合理假设他还能活一段时间。然而,其随后的继任计划,以及一个合理的故事来证明继任计划的合理性,还没有编造出来。实际上,现在的“法轮功”组织由一个核心三级领导层把控,这个政治组织的战略方向不断演变,与李洪志个人关系不大。

那些二级修炼者出于对“法轮功”的盲目忠诚和痴心奉献参与政治活动,并相信参与政治活动有利于提升自己的修炼。然而,此时三级领导层却迅速逃离了中国,在美国重新定居。到了美国,再招募新的三级领导层来引导战略转型,成为一个政治活跃组织。最令人头疼的是,“法轮功”的三级领导层不必涉险,却可以通过编造其成员受到迫害的谣言,在国际上享尽政治优待。所以,那些鼓动二级修炼者在中国实施犯罪行为的三级领导层,必须对此负直接责任。

如前所述,为了能够向国际社会持续输出“器官活摘”谣言,“法轮功”三级领导层处心积虑在中国维持一个活跃的修炼者群体。这点我们已经探讨过,即为了保持“精进的动力”,这些修炼者永远不会得知自己离“圆满”究竟还有多远。

在现实中,“圆满”似乎是一种理想,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成功驱使修炼者始终遵循“法轮功”教义。而根据教义,无论是个别修炼者的“圆满”日期,还是所有人的“圆满日”,实现时间均有所不同。甚至有成员建议,那些未能达到“圆满”的修炼者仍然可以在低一层天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避免回到这个常人的“肮脏地球垃圾场”。无论如何,“法轮功”显然是一个高度奉行个人主义的邪教,终极目标是作为“法轮功”天堂中的“神”来实现个人救赎。

相比于遵循李洪志的教义,三级领导层做得更多的是为“法轮功”提供政治、宣传和教义方面的咨询。同时,这些领导层被惹人厌恶的《大纪元时报》大晒特晒,成为“法轮功”修炼者眼中的“半神”。尽管“法轮功”矢口否认,但领导层事实上代表了该组织的高级战略管理层,为“法轮功”提供规划和指导,李洪志仍然是名义上的傀儡领导人。

对“法轮功”三级领导层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该组织的独特性,正是这点使其能够以经济高效的方式,集教派团体和政治组织为一体运作。这些从政治、法律和学术界招募而来的领导层,虽然他们本身不一定有酬劳,但他们将“法轮功”修炼者变成自己的忠实粉丝,以此可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在社交媒体上积累大量人气。随后,乘着这股大受欢迎的东风,再参加全球范围内的有偿演讲活动——这份潜在回报相当可观。

我们很难将领导层获得的荣誉、个人崇拜和权力用实际货币等值换算。总的来说,领导层本身选择的职业就相对安全稳定,同时还能从他们自己的机构获得固定而可观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对“法轮功”领导层来说,声誉比简单的财务收益价值更高。毕竟,金钱买不到名望。

三级领导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快速有效地消除对“法轮功”组织的批评。批评是人类互动的自然组成部分,全世界所有的教派都会受到批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宗教都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做出回应,引经据典捍卫自己教义。然而,“法轮功”并不会坐以待毙;相反,他们会快速对任何敢于提出批评的人发起人身攻击。

如果某位学者正计划就“法轮功”问题进行演讲或写作,“法轮功”会以这与学者自身专业无关为由,同时向学者所在学术机构、拟发表的期刊或会议组织者提出投诉。投诉一提完,他们就会再次联系学术机构,声称期刊正在调查相关投诉;接着又联系该期刊或会议,声称学术机构正在调查这一学术问题。最终给人一种假象:两边都在批评这位学者。这是政治竞选中非常著名的策略。通过大量“法轮功”网站发起投诉,然后声称媒体正在调查这位学者,就是这种策略的变体。当然这类骗局还有其他几种排列组合方式,但均以上述方式为基础模型。

“法轮功”三级领导层施行的另一种策略,是削弱学者的信心。据报道,学者们在会议上遭到他们侮辱质问,在公开场合被骂“愚蠢”,并在公开演讲时被怼“没人把你当回事”。有学者报告称,他们曾遭到威胁:如果胆敢批评“法轮功”,就在《大纪元时报》曝光他们的隐私。

一项调查结果令人侧目,即修炼者和领导层在这些攻击中分工不同。领导层的攻击极其强烈,而修炼者更倾向于使用非暴力、超然、近乎冷漠的攻击。因此,学者们一边要应对领导层的一连串指控;一边还要忍受修炼者往家里和办公室打电话,“和平”“礼貌”“温驯”地“恳求”他们不要在某某会议上发言。这同样可以印证前面得出的事实:修炼者需要表现出“忍”,但领导层显然无须“忍”。

上述“法轮功”挖空心思想阻止学者做学术演讲的伎俩,我本人就亲身经历过。然而,最让我震惊的是,有一位非常“礼貌”的修炼者来访,他声称我不应该对“法轮功”发表评论,因为作为器官移植的接受者,我实际早就死了!

“法轮功”的报复威胁确实让许多学者不敢批评它。年轻学者往往没有终身教职,他们理所当然不愿让自己、家人,甚至所在学术机构面临被攻击的风险。然而,鉴于现在相当一部分学者受到了这种攻击,他们有义务公布这些经历。

“法轮功”向学者们发出警告:如果继续在会议上发言或发表论文,将会受到猛烈攻击。领导层先是试图说服出版商或学术机构撤销论文出版,如果游说失败,“法轮功”不是想办法在学术论坛上光明正大反驳作者,而是惩罚、报复他们。

报复的形式有很多种,最常用是在《大纪元时报》或其他几家“法轮功”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诋毁作者。“法轮功”的报复套路是,妄称该学者没有资格谈论“法轮功”,写的东西都是错的;他们还会声明,该学者并没有时间全面研究这些问题。

“法轮功”教义的主要目的是让修炼者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当然不是所有人)的教育程度有限。因此,其教义主要是将三大历史悠久的宗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内容人为拼凑在一起。大多数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都能很好地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所谓学者要么没有资格发表评论、要么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研究的套路,只是猥琐的诡辩。这恰恰表明,该邪教教义确实存在重大弊病,所以“法轮功”一直不愿意公开为其辩护。

2016年8月,一位“法轮功”领导层唐突拦下我,称即使“法轮功”有问题,它也给学员带来很多“快乐”,质问我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快乐”?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所有的学员真的喜欢他们的“法轮功”活动吗?对此,确有必要问些严肃的问题,以便了解修炼者是否真正喜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领导层乐于利用修炼者开展针对学者的破坏性攻击活动,以便对批评他们的学者小惩大诫。于是听话的修炼者按照“法轮功”组织要求,向学者疯狂发送电子邮件,并涉嫌参与IT系统拒绝服务攻击(译注:即攻击者远程攻击目标机器,致其停止提供服务或资源访问,这些资源包括磁盘空间、内存、进程甚至网络带宽,从而阻止正常用户的访问)。2016年9月,中国台湾一名前修炼者证实,正是“法轮大法研究会”(FDRS)下发指令,号召信徒们参与此类网络暴力。

尽管名称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法轮大法研究会”似乎并不参与教义研究,而是一个负责简单教学翻译和商品分销的组织。在修炼者们眼中,“法轮大法研究会”和网络上那些经过授权的教义一样,都是李洪志的代表。它似乎主要服务于精英阶层三级领导层,负责执行而不是发展教义和政治活动。实际上,“法轮大法研究会”旨在确保修炼者能够相互监督、检举。在与前修炼者进行深入交谈时,他们报告说,“法轮大法研究会”以一种固定方式控制修炼者,确保其保持政治积极性。根据他们的顺从记录,选择特定修炼者参与高级政治活动,并许诺他们,他们的牺牲会在来世得到回报;同时巧妙警告他们,如果他们未完成使命,将在来世受到惩罚。虽然“法轮大法研究会”似乎没有明确呼吁信徒殉道,但肯定有其他巨大的、无法承受之压力施加在修炼者身上,要求他们不仅局限于公开持不同政见。

“法轮功”频繁实施报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为投机主义营造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用政治话术表述就是“小胜即庆”。每当“法轮功”向某机构、组织提出正式投诉进行报复时,总有成功的可能。即便这种成功微不足道,“法轮功”也会大肆宣扬,当成一次胜利在《大纪元时报》上大吹特吹。如果主流媒体进一步报道这件事,就会让这份胜利影响力翻倍。从而,一个个小小的胜利不断地激励着修炼者。

我与世界各地的华人进行了广泛接触,总的来说,他们对“法轮功”邪教不屑一顾。因此,“法轮功”永远无法成为全球政治力量。散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似乎特别质疑“法轮功”,尤其是质疑其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影响。

鉴于“法轮功”在海外华裔青年中缺乏人气,“法轮功”媒体记者处心积虑改变策略——为了让自己的“受害者”理论能站得住脚,不再明火执仗地扬言“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境内唯一被所谓“器官活摘”的群体。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当前的宣传“纪录片”和相关资料更是只提到所谓的受迫害人士。然而,截至2016年9月,还没有任何其他少数群体赞同“法轮功”这一“改良版”谣言。

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功”极有可能继续通过各种政治和学术场合,向“特定观众”放映所谓“器官活摘”宣传“纪录片”,以博取同情。对“法轮功”来说,这是获得公众支持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轮功”邪教组织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给世界植入一个假象,即中国存在所谓的“器官活摘”。(全文完结)

致谢

本文大部分理论背景源自著作《“法轮功”教派》(The Religion of Falun Gong),作者为本杰明·佩尼(Benjamin Penn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该书是关于“法轮功”在教派方面的唯一综合性学术著作。

本文所表述观点完全代表个人。

关于作者:


坎贝尔·弗雷泽博士

坎贝尔·弗雷泽是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商业战略与创新系的高级讲师,也是人体器官贩运方面的国际权威人士。他是器官采购组织和肾脏疾病倡导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是国际移植学会和器官捐赠与采购学会的活跃成员。他制定了主动打击人体器官贩运的协议,并实施了调查和报告机制,以核实此类活动的指控。他特别关注人体器官贩卖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编造所谓强迫“器官活摘”故事的新问题。他的作品经常以多种语言出现在多个国家的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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