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村自然环境的特点，社会形态的差异和先天性的不足，邪教组织把发展势力的目光盯向农村，农村成了邪教组织滋生、蔓延、渗透的重灾区。

正邪历来势不两立，宗教可以利用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开展反邪教斗争，通过宗教反邪，可以加强对教徒的正信教育、对邪教说教进行批驳、对邪教痴迷者进行正确开导、有效防范和抵制邪教发展与传播，更好的贯彻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应当承认，当今基督教内部的灵恩派教会虽然比其他传统教会更加强调圣灵恩赐和所谓“神迹”，但其中的大多数尚未曾公开否认《圣经》的权威和三位一体的上帝观，也没有发展到以圣灵的工作取代基督的救赎。

与国内其他相比较，全能神邪教的组织更加严密。

如何区别宗教与邪教的本质不同，可以在思想文化、法律规定、社会功能等诸方面进行比较；而“信仰”问题则是分辨这两者最核心的要素。所以，只有了解了宗教神学信仰的内容，才会更好地帮助大众防范和抵制邪教，同时也是挽救涉邪人员的一把钥匙。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持续推进平安乡村建设方面明确指出，“严厉打击敌对势力、邪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地区的渗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把农村宗教治理纳入乡村治理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提出要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邪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地区的渗透”。

我国一些邪教组织常常冒用基督教的名义，有三大最主要的原因。

基督教类型的“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的政治叛逆性和传播方式的草根化，值得深入研究。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在当代中国开放改革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应当高度警惕膜拜团体中的破坏性因素。

邪教的巨大破坏性给了历代统治者深刻的教训。汉代太平教发动的黄巾军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事、清朝嘉庆年间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及天理教暴动等以邪教为组织形式发动的颠覆政权的活动，无不让统治者伤透了脑筋，以致历代统治者时时以黄巾、白莲之祸为鉴戒，从行政、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采取严厉措施，对邪教犯罪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和惩治，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重演。

“法轮功”的邪教性质是由其自身行为特征所决定的，中国政府依法治理邪教问题，对于“法轮功”邪教组织依法予以取缔，有着事实与法律的确凿根据。对“法轮功”邪教组织依法取缔有着重大的意义

医学博士张洪林表示，“法轮功”等邪教多是打着气功旗号，踏着伪气功的台阶发展成为邪教的。

“两高”新司法解释明确了邪教组织的内涵，细化了邪教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精神控制”通常是用一种特殊方法打碎人的固有信念，改造形成一种新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邪教，就其本质而言，是异化、毒化了的宗教，是人类意识形态中的毒瘤，是披着宗教外衣冒用宗教进行蛊惑人心的骗术。实践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邪教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反邪教会事半功倍。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使邪教有机可乘，兴风作浪。

邪教核心词是邪，不是教。中国邪教特别热衷于染指国家政权，教主特别急于当皇帝。邪教一定会发动反社会的暴力活动，不管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会经历产生、兴旺、衰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反邪教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做好新时代反邪教工作，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坚持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引领反邪教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掌握冒用宗教名义邪教在贫困地区活动特点及规律，加大贫困地区反邪教工作力度势在必行，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若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邪教从不甘心自己惨淡的前景，总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各种机会进行“表演”。邪教裹挟群众的方式也日益更新，因此世人必须高度警惕，时刻关注邪教活动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