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短视频平台的强势崛起，社会信息传播模式发生结构性变迁，“刷抖音”等碎片化、视觉化、情感化的媒介消费习惯已成为普遍社会景观，但一些看似“正能量”或“心灵鸡汤”视频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邪教的渗透陷阱。如今网络空间已演进为社会意识形态交锋与信息内容流转的核心场域，而邪教组织主动适应媒介环境变迁，日益将网络作为其思想渗透、成员招募与活动策动的主要渠道，活动呈现隐蔽化、跨域化与技术适配性增强等新特征，对个体身心、家庭结构、社会秩序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本文立足于反邪教工作实践，结合网络传播规律与治理现实，深入剖析邪教网络活动内在机理，并从认知构建、责任规制、法治协同、教育引导与社会动员五个层面，探索构建韧性、协同、智慧的综合治理体系，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提供兼具理论反思与实践指向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网络反邪教；意识形态安全；平台治理；法治协同；综合治理
一、邪教网络活动的演进态势、内在机理与多维危害
（一）演进态势：从“线上辅助”到“网络原生”
早期邪教网络活动多为线下组织的辅助宣传工具。近年来，其发展呈现明显“网络原生”倾向：部分组织架构即诞生于网络，活动全程在线化，成员通过加密通讯工具联系，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资金往来，形成“线下无实体、线上有组织”的幽灵式存在。其内容生产高度适应新媒体语态，善用短视频、网络迷因、直播互动等形式，将歪理邪说碎片化、娱乐化、情感化包装，渗透于日常生活信息流中，模糊了非法信息与普通内容的边界。
（二）运作机理：情感俘获、圈层闭环与算法助推
1.情感俘获机制：精准捕捉特定人群的焦虑感、孤独感，以“终极关怀”“能量提升”“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提供虚幻的精神慰藉与归属承诺，完成初步的情感绑定。
2.圈层闭环构造：通过建立封闭的社群、频道或好友群组，制造信息茧房。在圈层内部，通过高频互动、情感支持与身份标签，强化成员认同；对外则灌输“被迫害”叙事与“外部皆敌”观念，阻断批判性信息的流入，固化成员认知。
3.算法隐秘助推：邪教组织利用平台算法，通过特定关键词设置、情感化标签等方式，基于用户兴趣将内容推送给潜在易感人群。
（三）危害的多维深化：从个体到系统
1.剥夺个体思维：邪教组织深度的心理控制使个体丧失独立判断与财产自主权，引发身心创伤与家庭破裂。
2.侵蚀社会关系：邪教组织宣扬反社会、反家庭伦理的极端思想，破坏社会基本信任纽带，煽动群体对立，冲击基层社会凝聚力。
3.污染网络生态：邪教组织大量制造和传播反智、迷信、仇恨信息，严重污染网络精神家园，挤占健康文化传播空间。
4.挑战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邪教组织活动往往与境外势力渗透相交织，直接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攻击主流价值与政治制度，其隐蔽性与扩散性使得风险防控更为复杂。
二、当前网络反邪教治理面临的核心困境
（一）认知困境：公众警觉性与辨识力不足
社会公众，特别是特定易感群体，对网络信息真伪的批判能力仍有待提升。邪教组织精心设计的“软性”内容，往往披着传统文化、心理学、成功学甚至公益的外衣，具有较强的欺骗性。一段看似普通的养生教学、心灵鸡汤或家庭伦理剧，都可能暗藏精神控制的“软性毒品”，常规的反邪教宣传难以有效触达和唤醒这类潜在受害者。
（二）技术困境：内容识别的精准性与平台责任的平衡
一方面，邪教信息语义隐蔽、形式多变，短则15秒、长则几分钟的视频，将邪教的歪理邪说碎片化、生活化、情感化包装，单纯依靠关键词过滤容易误伤正常言论或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规避效应，而人工智能识别模型在理解复杂语境、隐喻和亚文化符号方面仍存在局限。另一方面，如何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与避免平台过度审查、保障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治理路径。
（三）法治困境：法律适用性与执法协同性有待加强
现有法律法规对“邪教组织”的认定标准相对原则化，面对网络化、碎片化、跨境化的新型活动形态，在电子证据固定、违法行为定性、刑事民事衔接等方面存在适用挑战。网信、公安、民宗、市场监管等多部门间的数据共享、线索移送与联合行动机制，在效率和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四）社会协同困境：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完全激活
当前治理力量仍以党政部门为主导，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社会单元的“前沿哨所”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公众举报意识与渠道知晓度有待提高，行业自律、第三方监督等社会中间层力量参与不足，尚未形成一张无缝衔接、动态响应的社会共治网络。
三、构建网络反邪教综合治理体系的路径探析
面对上述困境，需推动治理思维从“单一管控”向“系统治理”转型，构建以“韧性”为核心，涵盖认知、规制、法治、教育、共同体五个维度的综合治理体系。
（一）认知维度：实施分众化、沉浸式反邪教心智赋能工程
提升对邪教组织精神控制的免疫力，关键在于精准滴灌。需基于大数据分析，绘制不同群体（如青少年、中年压力群体、退休人员等）的心理特征与媒介使用图谱，定制差异化的宣传教育产品；推动反邪教教育深度融入学校思政课程、社区老年大学、企业员工培训；创新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公众在模拟情境中亲历邪教操控手段，从而建构起深刻的内在警惕；鼓励和支持专业心理学、社会学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反洗脑研究与干预指导。
（二）规制维度：推动平台责任向“过程治理”与“生态治理”演进
超越“事后删除”的被动响应模式，督促平台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机制。事前，强化注册实名与真实身份核验，特别是对群组创建者、活跃内容发布者实施信用分级管理；事中，研发更智能的“内容+行为+关系”复合识别模型，不仅看单一内容，更分析账号行为模式、群组互动关系网，及时发现异常集群，对疑似用于邪教传播的群聊、直播通道实施临时限流或干预等“熔断机制”；事后，建立违法账号及关联账号的黑名单共享库，防止跨平台流窜，同时平台应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公开处置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三）法治维度：完善“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规则供给与执行协同
1.完善“硬法”：建议在法律法规修订中，进一步细化网络环境下邪教违法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证据标准，明确跨境调查协作的法律依据。加大对为邪教活动提供技术、支付、数据服务等“中性业务”的第三方主体的监管与处罚力度，切断其资源供应链。
2.善用“软法”：推动行业协会制定更严格的网络反邪教内容行业准则、伦理指引。鼓励平台企业间建立反邪教信息共享与联合行动公约。
3.强化协同执行：依托现有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打造跨部门、跨层级的“网络反邪教协同指挥平台”，实现线索智能分发、案情联合会商、证据在线移交、行动统一指挥，提升执法整体效能。
（四）教育维度：打造主流价值引领的“吸引力”传播新格局
单纯的“反面揭露”固然必要，但更根本的是在网络空间用积极健康的内容吸引用户。应大力扶持和推广弘扬科学精神、法治观念、人文关怀和生命教育的优质网络文化产品，鼓励创作贴近生活、温暖人心、展现奋斗精神的网络文艺作品，稀释邪教内容的生存土壤；培养一批政治坚定、熟悉网络、善于沟通的网络大V和专业人士，在关键议题上主动设置议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在对话中消解邪教话语的吸引力。
（五）共同体维度：培育主动、有机的社会免疫与自愈网络
将反邪教工作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赋予社区工作者相应的发现、报告与初期干预职责。在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培育以党员、退休干部、教师、热心居民为主体的“网络清朗志愿者”队伍，进行基础培训，使其成为身边的“瞭望者”和“劝导员”；建立便捷、保密、有激励的公众举报反馈机制，畅通涉邪线索举报通道；强化家庭作为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通过社区活动普及家庭沟通与心理关怀知识；支持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设立相关研究或干预项目，将专业力量引入社会治理实践，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专业支撑”的有机共治体。
结论与展望
网络反邪教斗争是关涉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精神健康的重大议题，其复杂性决定了这绝非一场可速决的战役，而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精耕细作的系统性工程。应对网络邪教的新挑战，不能仅依靠技术封堵或运动式打击，而必须转向一种更具韧性、更注重源头防治、更能激发社会内在免疫力的综合治理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在于，通过认知赋能筑牢心理防线，通过平台过程治理压实关键节点责任，通过法治协同提供坚实保障，通过价值引领壮大主流声音，最终通过社会共同体建设形成无处不在的监测与自愈网络。
未来，随着A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新一代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的形态与交互方式将发生更深层变革，邪教等有害组织的渗透手段也可能随之演化，这要求我们的治理体系必须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因此，持续跟踪技术前沿、深化跨学科研究、加强国际经验比较与协作，并在实践中不断迭代治理工具与策略，是保持网络反邪教工作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唯有如此，方能在这场关乎人心与未来的无形战场上，牢牢掌握主导权，切实守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国家安全的精神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