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12月11日，《韩国时报》刊登韩联社消息《韩海洋水产部长因被指控收受“统一教”政治献金提出辞呈 李在明同意》（Lee accepts resignation of oceans minister over allegations of receiving money from Unification Church），韩国海洋水产部部长田载秀因涉嫌收受邪教组织“统一教”贿赂向总统递交辞呈，当天即被通过，成为李在明政府首位辞职内阁成员。据中国反邪教网了解，“统一教”多年来游走活跃于韩日两国政界，自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相关黑幕频频曝光，分别导致韩日两国政府首位内阁成员辞职、两国前领导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皆受“统一教”牵连，进而两国领导人、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都对“统一教”祭出重拳调查、打击等类同情况。中国反邪教网现将有关情况汇总如下，以期韩日两国针对“统一教”的相关处置措施能对各国处置邪教工作有所借鉴。
▲韩国海洋水产部前部长田载秀12月11日在仁川国际机场被记者包围，此前他提出辞职，原因是被指控收受“统一教”贿赂
韩日两国皆对“统一教”问题祭出铁拳
安倍遇刺案发生，特别是执政的自民党与“统一教”存在利益输送关系曝光，在日本引发轩然大波，彼时又恰逢岸田文雄刚刚执政，在野党紧抓此事不放，岸田内阁民调也因此“跌跌不休”。
岸田文雄在各方压力下，先后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统一教”问题，日本国会也开展监督和立法工作。
▲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依照《宗教法人法》对“统一教”启动调查。图源：路透社
岸田政府的应对措施包括：
一是党内整肃与政治问责。自民党开展内部调查，2022年调查显示，在自民党379名国会议员中，近半数（约180人）承认与“统一教”有接触，其中安倍派系（即自民党内的“清和会”）占34人。岸田文雄（属自民党内宏池会，即俗称的“岸田派”）要求所有阁僚申报与该教关系，并承诺“严肃纠正”。内阁改组剔除涉教成员，2022年8月，岸田大幅改组内阁，明确表示将考虑阁员与“统一教”的关联，安倍晋三胞弟、原防务大臣岸信夫被更换，因其曾承认选举时接受该教支持。发起“自清运动”，自民党内部掀起清理与“统一教”关系的行动，多名议员因隐瞒关联遭党内处分。岸田对自民党内的这种整肃，多少也带有派系倾轧嫌疑，最明显表现在安倍派系也即自民党最大派系在“统一教”丑闻和2024年曝光的黑金丑闻双重打击下，宣告解散。
二是启动正式调查。从2022年10月起，岸田政府启动对“统一教”问题正式调查程序。其一，首次行使《宗教法人法》质询权。2022年10月17日，岸田指示文部科学省大臣永冈桂子依据《宗教法人法》，对“统一教”涉嫌高额捐款、贩卖“灵物”（“通灵”商品）、操控成员等行为展开调查。这是日本政府历史上首次行使该法赋予的“质询权”。其二，多次要求“统一教”提交资料。截至2023年底，文化厅（隶属文部科学省）共7次行使质询权，要求“统一教”提供组织结构、财务收支、向韩国总部汇款情况等材料。不过“统一教”方面回应态度逐渐敷衍，提交材料数量逐次减少，被指规避调查。
三是推动法律与制度应对。其一，认定“统一教”违法行为达到解散标准。根据文化厅调查，1994年至2020年间，“统一教”或其成员在22起民事诉讼中被判赔偿至少14亿日元。政府认定其行为具有组织性、恶劣性与持续性，符合《宗教法人法》第81条关于“严重危害公共福祉”的解散条件。据此，2023年10月12日，隶属文部科学省的咨询审议机构宗教法人审议会认定“统一教”行径符合解散条件。其二，向法院申请解散令。2023年10月13日，岸田政府正式决定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解散“统一教”。据最新进展，2025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应政府申请，裁定“统一教”因系统性敛财行为符合解散条件，下达解散命令。不过“统一教”已提起上诉，终审预计2026年3月前完成。若最终判决解散，“统一教”将丧失宗教法人资格，不再享有免税等特权，但仍可作为普通团体继续活动。其三，推动立法强化监管。岸田内阁还推动《加强财产处置监督法案》，旨在冻结“统一教”海外资产，防止其转移资金逃避责任。
总之，岸田内阁对“统一教”的处置，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打击的过程，体现了日本社会对邪教渗透政界的警醒。尽管面临法律、政治与宪法多重制约，但通过调查、司法申请、党内整肃与立法改革四管齐下，已将该问题提升至国家治理层面，标志着日本对“灵感商法”类宗教团体监管的重大转折。不过，其最终成效仍取决于法院裁决及后续社会监督力度。
与此同时，为回应公众愤怒、遏制邪教式募捐行为并修复政治信任，日本国会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专项法律禁止不正当劝募。2022年12月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公布，并于2023年1月生效的《防止法人团体等不正当诱劝募捐法》，其核心内容包括禁止宗教团体或其他法人组织以恐吓、精神操控、虚假承诺等方式诱导捐款，明确禁止要求成员出售房产、借贷或抵押资产进行捐赠，允许配偶或成年子女在特定条件下代表受害者撤销不当捐赠。该法的适用范围不仅针对“统一教”，而是适用于所有在日本活动的法人团体（包括宗教、非营利组织等）。该法的处罚机制是，违法者可处最高1年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罚款。此法是日本首次以全国性法律形式规制“灵感商法”类（即邪教类组织利用所谓的“通灵”话术，诱导成员或顾客高价消费或高额捐献的恶意营销或欺诈手段）募捐行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是强化财产监管防止资金外逃。出于担心“统一教”将巨额资产转移至海外（尤其是其韩国总部），国会于2023年12月通过《加强财产处置监督的特别法案修订案》。该法赋予法院和政府更大权力，冻结涉嫌非法募捐组织的资产，要求宗教法人定期申报跨境资金流动，并设立受害者赔偿优先机制，确保民事赔偿能实际执行。
三是推动解散程序的法律基础建设。虽然解散宗教法人需由文部科学省向法院申请，但日本国会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多次召开预算委员会、特别会议，质询政府对“统一教”的调查进展；在野党（如立宪民主党）提出《宗教法人解散后财产保全特别措施法案》，旨在防止该教在被解散前转移或隐匿资产；国会审议并支持政府行使《宗教法人法》中的“质询权”，为后续司法解散提供合法性支撑。
四是设立特别调查与监督机制。其一，成立跨党派议员联盟如“统一教问题对策议员联盟”，持续追踪受害者案例、推动政策改革。其二，举行多场听证会，邀请受害者、律师、学者作证，揭露“统一教”操控成员、高价售卖“灵物”（如“圣水”“祝福戒指”）等手法，在这方面国会在野党派如日本共产党等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三，要求政府定期报告调查进展，形成持续政治压力。2025年12月，国会继续审议配套法案，拟建立宗教团体透明度登记制度，要求相关团体公开主要收入来源和高层薪酬情况。
概而言之，日本国会对“统一教”问题的应对，体现了从紧急立法 → 财产监管 → 司法配合 → 制度预防的多层次策略。其核心成果是建立了首个全国性反邪教募捐法律框架，并为解散极端宗教组织提供了先例。然而，如何平衡公共福祉、受害者救济与宗教自由，仍是日本制度面临的长期挑战。
在韩国，“统一教”问题曝光后，鉴于“统一教”涉嫌政商勾结、非法敛财、干预选举，同时受到日本安倍遇刺事件后国际舆论压力的推动，李在明总统和国会也非常重视处理善后工作，并有意识借鉴日本处理“统一教”相关措施。韩国政府（行政）、检方（执法）及国会（立法）采取系统性措施如下：
一是高层直接介入，总统定调要“依法取缔”。2025年12月9日，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对系统性、持续性从事严重违法活动的宗教团体，应依法评估解散或取缔的可能性”，虽未点名，但普遍解读为针对“统一教”。12月10日，李在明对政界人士被曝收受“统一教”贿赂一事指示称，应“不分朝野、无论职位、不设禁区”地进行调查。总统室发言人室当天向记者群发短信并发布上述消息。总统室官员在接受韩联社电话采访时表示，李在明总统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展现彻底根除政教勾结的坚强决心，若政界与特定宗教方面发生不正当接触或在此过程中出现违法行为的质疑都属实，就应“不分朝野，彻查到底”。12月16日，青瓦台进一步指示法务部和文化体育观光部，“参照日本做法，研究对‘统一教’类组织下达法人解散令的制度可行性”。这是韩国总统首次公开支持以行政手段取缔特定宗教团体，打破过去所持“宗教中立”惯例。
▲韩国总统李在明（右）。图源：韩联社
二是检方大规模进行刑事调查与逮捕行动。2025年9月， 针对“统一教”现头目韩鹤子，韩国检方以行贿罪、违反《政治资金法》《请托禁止法》、背信罪等罪名，向法院申请签发逮捕令。指控内容包括：向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希赠送奢侈品、向国民力量党前党鞭权性东提供巨额政治献金、通过海外空壳公司转移数十亿美元资产等。检方提交420页意见书另加220页证据，强调金的行为“严重破坏民主秩序”。2025年7月18日，特检组搜查“统一教”加平总部与首尔办公室时，遭遇百名成员围堵对峙，现场出现跪地祈祷、高声吟唱等激烈场面。12月15日，警察厅专案组雷霆突击搜查10处“统一教”设施，重点追查与政界人士的资金往来记录。与此同时，“统一教”多名前高管因涉贪腐被调查后遭该组织“除名”，凸显其“甩锅自保”策略，反而成为检方突破口。
三是国会推动立法与制度改革。尽管韩国尚无类似日本《宗教法人法》的强制解散机制，但国会正加速补缺，其中包括修订《宗教团体法》草案（由共同民主党主导），要求所有宗教团体公开年度财务报告，禁止宗教组织参与政治献金或选举动员，设立“宗教团体监察委员会”赋予政府调查权，强化《政治资金法》执行，明确将“通过宗教渠道输送政治资金”列为重罪，要求候选人申报配偶及亲属是否接受宗教团体赠礼。
总的来说，韩国对“统一教”的处置，正从过去的“容忍共存”转向“法治切割”。在总统强力推动下，司法打击、立法改革、政治隔离三轨并进，标志着韩国从制度上对“邪教干政”问题发起了历史性清算。然而，上述举措能否真正实现政教分离与宗教透明化，仍取决于后续法律完善与社会共识的凝聚。（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