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6月4日，加拿大广播公司披露了爱泼斯坦前助理莎拉·凯伦在接受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闭门问询的证词笔录。凯伦在证词中首次披露，其早年深陷“耶和华见证人”极端组织，长期遭受歪理邪说灌输，导致她在步入社会后丧失独立判断力，进而成为爱泼斯坦精神控制与侵害的对象。中国反邪教网通过编译整理相关证词，并引入反邪教研究专家史蒂文·哈桑的BITE模型进行深度剖析，揭示高控制组织如何系统性瓦解个体的自主意志与心理防御。
▲爱泼斯坦和私人助理莎拉·凯伦。图源：纽约邮报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2026年6月4日报道，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前私人助理莎拉·凯伦（Sarah Kellen）于5月21日接受了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问询。这是凯伦在爱泼斯坦及麦克斯韦尔案定罪后，首次对其共事期间的复杂经历进行实质性陈述。根据凯伦的证词笔录，她承认曾受命协助管理爱泼斯坦的私人事务，但也首次公开披露，自己在长达十余年的共事期间，同样是爱泼斯坦系统性精神控制与性虐待的受害者。
自2019年爱泼斯坦案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以来，凯伦的身份定位始终存有争议。在法律层面，因曾协助管理爱泼斯坦的犯罪网络，她在多起诉讼中被列为共谋和被告；但凯伦在闭门质询中否认主观不当行为，并首次陈述了自己作为受害者的经历：“我曾被困在爱泼斯坦的世界之中。他通过诱骗、性虐待与精神操纵，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支配，对我进行‘煤气灯式’（Gaslighting）精神操控，直至我丧失了自我认知，无法分辨哪些想法是我自己的，哪些是他灌输给我的。”“煤气灯式”精神操控是一种心理操纵手段，操纵者通过否定受害者的感知、记忆或理智，让受害者怀疑自己的判断力。
凯伦在证词中明确指出，自己童年时期成长于具有邪教性质的“耶和华见证人”组织，长期接受“女性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顺从男性”的歪理邪说灌输，正是这段经历使她在面对爱泼斯坦时丧失了基本防备能力。
据凯伦自述，她早年在“耶和华见证人”组织封闭管控的环境中长大，13岁时便遭到一名18岁男性的引诱，15岁时被迫辍学嫁给对方，17岁时被动签署离婚协议后被逐出“耶和华见证人”，与该组织的歪理邪说和家人及整个社群彻底割裂。2001年底，22岁的凯伦孤身一人，受学历条件制约，生活经济拮据困顿。此时，凯伦通过法国摄影师弗雷德里克·费凯（Frédéric Fekkai）结识爱泼斯坦，费凯当时将爱泼斯坦描述为“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星探。初次见面，爱泼斯坦就主动提出替她还清数额不小的信用卡债务；即便在她后来订婚后，当她与当时的丈夫为高额装修费用发愁时，爱泼斯坦仍会转账相助。
与此同时，爱泼斯坦不仅全面掌控凯伦的外形装束，还通过强制签署保密协议与隐晦的威胁手段对其加以威慑。在爱泼斯坦因佛罗里达州指控服刑期间，他曾在羁押期间通过即时通信软件Skype联系凯伦，要求她脱衣，她只得服从。
凯伦在陈述中形容自己：“我实际上是一个被剥夺了意志的‘奴隶’。”她将爱泼斯坦描述为“双面人”——表面上极具魅力且体贴周到，背后却始终将强制性控制渗透至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 加拿大广播公司《众议院委员会要求美国司法部彻查爱泼斯坦前助理提出的性虐待指控》（House committee asks U.S. DOJ to examine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 made by ex-Epstein assistant）报道截图
美国临床心理健康平台ReachLink于2026年5月5日发布的《封闭式邪教与高控制组织侵害创伤修复》（Religious Trauma Recovery: What Leaving High-Control Groups Really Takes）专题文章，援引邪教研究专家史蒂文·哈桑（Steven Hassan）开发的BITE模型，从四个维度分析了高控制组织的运作机制。当我们将BITE临床理论，与凯伦所述细节进行对照，高控制组织系统性摧毁个体自主意识的控制链条便清晰可见：
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 涉及对日常生活的严苛规范，包括时间分配、着装、饮食及人际交往，甚至对重大决策的干预。在凯伦的经历中，这种控制表现为爱泼斯坦全面支配其外形装束，强迫其签署保密协议，并隐晦地威胁若她公开指控将进行报复。
信息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 通过精心管理信息来源、过滤外部观点或限制接触渠道，从而实现认知垄断。凯伦当时因经济困窘、教育受限且缺乏法律常识，处于严重的社会孤立状态。这种被蓄意制造的认知剥夺，使其在爱泼斯坦提供的经济“资助”面前，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受控链条。
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利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特有的语汇系统来阻断批判性思考。当个人经验与既定教条相悖时，成员被教导应怀疑自己。凯伦在证词中描述了这一影响的极端后果：“我再也无法分清哪些想法是我自己的，哪些是他（爱泼斯坦）强加给我的。”
情感控制（Emotional control） 通过激化罪恶感、羞耻感或恐惧心理来维持服从，其中最极端的手段是强制性的“断绝往来”政策。凯伦在17岁被动签署离婚协议后，随即遭遇了被家人及社群彻底弃绝的惩罚。这种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崩塌，迫使她在孤立无援中被迫将爱泼斯坦视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行为、信息、思想、情感——四重控制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套将个体彻底剥夺自主意志的系统。正如凯伦在陈述中所说：“我毫无权力可言，我在那里唯一的职责就是服从和顺从。”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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