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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前学员自述:我在“法轮功”全球宣传体系中的职业生涯2
时间:2026-08-17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Jaya Mangalam Gibson 王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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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5月13日,新西兰前“法轮功”学员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Jaya Mangalam Gibson)在境外自媒体平台Medium.com发文,讲述其自幼年起接触各类膜拜团体,成年加入“法轮功”并成为《大纪元时报》管理层,最终脱离该邪教组织的经历。作者回顾了父亲因信奉“法轮功”拒绝医疗干预而病逝带来的冲击,以及自己在该组织内部经历的信仰转变、媒体运作、精神压迫和心理挣扎,并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管理方式、媒体体系和脱离“法轮功”后的心理修复与人生重建过程进行了剖析。中国反邪教网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的父亲罗伯特·吉布森躺在“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画像旁。2008年9月20日摄于英国伦敦圣玛丽临终关怀医院。原文配图

几年后,我的父母认为他们并没有走在通往“圆满”(觉悟)的正确道路上。由于对这个膜拜组织所宣扬的使命迟迟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他们渐渐失去了兴趣。即使有人希望父亲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也毫无兴趣留下来。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抗拒任何可能腐蚀自我意识的东西。那时我12岁,父母希望我能够进入普通小学读书,这样将来升入中学时能够有朋友。于是,我们搬回了苏格兰。

▲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的父亲罗伯特·吉布森和母亲佩内洛普·吉布森(Penelope Gibson)在苏格兰托莫克罗彻农场从事园艺劳动。原文配图

▲1977年,苏格兰托莫克罗彻。贾亚·吉布森(本文作者童年时期)站在舞蹈圆圈的中央。原文配图

印度岁月:迷途与转折

我的父母自称是“真理的追寻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形而上学、哲学、量子力学以及灵魂出窍的书籍,是名副其实的求索之人。正因如此,我从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精神层面的问题可以公开讨论,对一切新鲜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是生活的常态。我敬佩我的父母,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爱,也相信他们是善良的人——事实确是如此,只是多少有些天真。后来,我也成了一位“真理追寻者”。

离开苏格兰“第四道”之后,我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少年时期,我曾经尝试接触基督教,但很快便对那种言行不一的虚伪感到震惊。这种幻灭感,在此后的人生中反复出现。

17岁那年,我在法夫郡库珀的贝尔·巴克斯特高中(Bell Baxter High)就读,结交了一群不良少年,开始吸食海洛因。就在那一年,学校有三位同学因吸毒身亡。父母担心我走上不归路,便将我送往印度,与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瓦多达拉的哥哥同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独自旅行,到处惹是生非。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所愿意接收我的传统拉贾斯坦艺术学校,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乌代浦安顿下来。此后近一年,我学习拉贾斯坦细密画(编者注:Rajasthani miniature painting,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绘画之一,以精细工笔、小幅构图为特征,多用特细毛笔绘于纸张、棕榈叶或象牙之上,题材涵盖宗教神话、宫廷生活与人物故事)。回到英国之后,我决定前往伦敦,进入艺术学院深造。

伦敦弯路:误入邪教陷阱的前奏

在英国伦敦,我的个人精神探索真正进入实践阶段。就读艺术学院期间,我偶然接触到一个名为“西方佛教团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FWBO)的膜拜组织。大约五年前,我哥哥曾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极具隐蔽性的膜拜组织,且仅接收男性成员。该组织宣扬,同性恋是一种比异性恋更高层次的精神性行为,因为其中不存在对家庭的依恋。听到这种说法时,我内心难以认同。我认识许多同性恋男性,他们拥有真正有意义的亲密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样需要彼此依恋和情感投入。归根结底,这种观点对我而言既经不起推敲,也十分古怪。总之,这并不适合我。

1999年12月,我在英国伦敦托特纳姆宫路被一名“科学教派”(Scientology,也称“山达基教”)成员拦住,受邀做一份人格测试。我性格中好胜的一面占了上风,于是,我一步步落入了这个组织的圈套,并在那里待了六个月,还邀请父亲一同加入。父亲勉强做了那份人格测试,对结果很不满意,断言整件事都是无稽之谈。当时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道路”,也希望借此让父亲刮目相看,因此他的否定让我极为失望。我一直十分重视他的意见,既然他否定了它,我也就跟着放弃了。后来,那些“科学教派”成员几乎每周来电纠缠,催促我去接受更多所谓的“听析”(audits)测试。我最终之所以能够摆脱他们,仅仅是因为我与女友分手,于次年移居新西兰。

“石头人”的松动

在新西兰生活了一年后,我依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宿与使命。后来,我返回英国伦敦探望亲友,却发现父亲已经戒掉了烟酒——这是我从未想到他会主动放弃的两样东西——因为他开始修炼一种名为“法轮功”的新功法。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多年来,我和兄弟姐妹一直劝他戒烟。我们还私下称父亲为“石头人”,因为他性情固执、极难动摇。总之,我自然而然地对此功法产生了兴趣,也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起初,我关注的是“法轮功”宣称的健康功效。一群人在公园里免费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和冥想,这样的想法对我颇具吸引力。最初,“法轮功”看起来十分温和:没有神父,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寺庙,没有制服,也没有我素来厌烦的说教和教条。1998年我真正开始“修炼”时,我以为“法轮功”只是一种平静的气功锻炼方式,并未夹杂任何关于人权或政治的议题。它看起来简单纯粹,且因为没有许多宗教和修炼体系背负的那些历史包袱而显得格外有吸引力。此外,它还宣称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由“师父”代代口传心授,而这一次是首次“得以”向公众公开传授。

陷入歧途的起点

我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书中那些大胆的论断以及关于来世拥有属于自己天堂的承诺,令我印象深刻。父亲找到了这条道路,而我,也被深深吸引了。彼时,我的自尊心极低,内心深处充满自我否定。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值得被任何人爱。离家以来,我始终难以融入社会,长期遭受严重抑郁和持续性的自杀念头困扰,并伴有躁狂发作——这些症状被诊断为Ⅱ型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Type II)。我希望“法轮功”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至于所谓的“圆满”(觉悟),那时候对我来说还遥不可及,我甚至从未认真考虑过。

当时,在伦敦修炼“法轮功”的西方人屈指可数。我们定期聚集在彼得·乔哈尔(Peter Jauhal)位于伦敦西区的公寓里,共同阅读《转法轮》,交流各自的理解,并讨论如何将其中的教导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彼得实际上成了英国“法轮功”事务的协调人,虽然他本人并不情愿——是他和妻子杰丝(Jess)在一次欧洲旅行中把“法轮功”带回英国的。之所以说他“不情愿”,是因为他无意担任任何形式的领导角色,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承担这项所谓的责任。最初,彼得和杰丝接触“法轮功”,是因为杰丝患有慢性疾病,正四处寻求替代疗法。那种疾病与后来我被诊断出的纤维肌痛综合征(Fibromyalgia)十分相近。



编辑:柳青

审核:谭荡

签发:力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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