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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前学员自述:我在“法轮功”全球宣传体系中的职业生涯3
时间:2026-08-17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Jaya Mangalam Gibson 王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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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6年5月13日,新西兰前“法轮功”学员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Jaya Mangalam Gibson)在境外自媒体平台Medium.com发文,讲述其自幼年起接触各类膜拜团体,成年加入“法轮功”并成为《大纪元时报》管理层,最终脱离该邪教组织的经历。作者回顾了父亲因信奉“法轮功”拒绝医疗干预而病逝带来的冲击,以及自己在该组织内部经历的信仰转变、媒体运作、精神压迫和心理挣扎,并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管理方式、媒体体系和脱离“法轮功”后的心理修复与人生重建过程进行了剖析。中国反邪教网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的父亲罗伯特·吉布森躺在“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画像旁。2008年9月20日摄于英国伦敦圣玛丽临终关怀医院。原文配图

阳光下的阴影:从希望到幻灭的开端

一切原本都十分美好。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迎来了新的曙光,心想: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事情会越来越好,父亲和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全都变了。

1999年4月25日,约一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南海周围。该事件被李洪志及其组织描述为一次“自发、和平的请愿”,但事实证明,这并非自发行为。

▲本文作者与其父亲静坐抗议,2000年9月30日下午4时摄于英国伦敦市波特兰广场66号。原文配图

虽然进入艺术学院以后,我一直积极支持各种所谓“人权事业”,但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更能让我感同身受。当时,父亲和我都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你可以称其为“救世主情结”,也可以用其他任何词来形容。但当时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那些看起来善良的人正遭受所谓的酷刑,而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于是,我和父亲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举行抗议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地点是伦敦波特兰广场66号——皇家英国建筑师学会外,靠近韦茅斯街的拐角处,时间是2000年9月30日星期六下午4点。当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16摄氏度的气温对于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来说相当温暖。我们决定在傍晚交通高峰时段“炼功”、打坐,希望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到冰冷的约克石铺就的人行道上,强忍疼痛,努力摆出双盘腿姿势——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波特兰广场有一种奇特的小气候,韦茅斯街正好与西南偏西风向一致,每到这个季节,大西洋吹来的冷空气都会穿过这里,而我们就盘腿坐在冰冷刺骨的石板路面上,这和“第四道”修炼所强调的“有意受难”(intentional suffering)十分相似。而当时,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按照我们的理解,遭受折磨意味着承受痛苦,承受痛苦意味着消除“业力”,消除“业力”意味着获得“德”,获得的“德”越多,将来“圆满”、进入天堂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尽管石板冰冷刺骨,我们依然甘愿接受这种自我惩罚。除此之外,那时的我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做一名好公民,在维护“人权”,做好事同样能够获得“德”。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不久之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法轮功”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那些我原本最厌恶的邪教特征,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来。群体思维开始占据主导,越来越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不断出现,而我却因为过于关注所谓的“人权问题”,有意忽视了这些怪异的行为。我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希望改善糟糕的身体状况,因此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坚持。

《大纪元时报》的萌芽:伦敦与纽约之间

2000年,我短暂居住在伦敦。有几位中国“法轮功”学员找到我,他们听说我是平面设计师。当时,他们迫切希望推出《大纪元时报》中文版第一份报纸,但完全不会使用桌面排版软件。这项工作耗费心力。我替他们设计了版面模板,试图教他们如何使用软件,但他们的英语十分有限,而我又完全不会说中文,更读不了中文,整个过程就像一群盲人在互相带路。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们终于能够独立完成排版,我也就离开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帮助建立起来的,竟会成为日后囚禁自己的牢笼。

2004年4月,我在日本出差。大卫·杰克(David Jerke)和贾里德·皮尔曼(Jared Pearman)联系我,他们那时正在纽约参加某“法轮功”会议,希望与我讨论创办英文纸质版《大纪元时报》,并邀请我担任市场总监。一时冲动下,我刷了自己的美国运通卡买了一张跨太平洋机票,从东京飞往美国纽约,只因被那个可能“改变世界”的项目所吸引。

我们一连三天挤在纽约市皇后区一间狭小的褐砂石公寓里,围绕品牌定位、广告和内容争论不休。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创办报纸。我指出,纸媒正在走向衰落,我们缺乏足够的资金,而且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我主张创办一本定位高端、专注中国议题的杂志,面向西方思想领袖,采用订阅制会显得更加专业,而不会像一份设计粗糙的宣传单。

李洪志则明确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份报纸“必须是一份主流报纸”。不过,这一意见并不是他本人直接告诉我的,而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因为他不会说英语。后来,大约在2008年前后,李洪志的目标再度升级——他宣称要让《大纪元时报》取代《纽约时报》,听闻此言,我震惊不已。我指出,仅《纽约时报》每年投入新闻采编工作的预算就高达7000万美元,而我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对“主流”一词非常反感,因为我们根本算不上什么主流媒体。

我们的立场分歧显而易见,由于我缺乏所谓的“正念”,一度遭到其他人的冷落。最后,我只能祝他们好运,然后飞回了新西兰。

回到新西兰后,我创立的时尚品牌“Gifted”实际上发展得不错。大卫和贾里德后来也追随我来到皇后镇,我们一起住在皇后镇山上的“Gifted之家”里。那一年过得十分愉快,直到后来一切急转直下:我们的簿记员因为吸食冰毒挪用公司资金;某位供应商在楼梯上摔断了脖子;我们的主要投资人又突发心脏病。最终,公司倒闭了,我的签证也到期了。我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

我就像电子游戏里失去一条命后重新出生的玩家一样,“重新”回到了伦敦,这让我感到无比羞愧。我重新回到老东家——基斯科特联合设计公司(KeeScott Associates)工作了六个月。那是一家二流创意公司,在业内艰难地活着,就像一个招人喜欢却总是醉醺醺的人。我为了偿还债务返回新西兰,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全部家当。放弃一切反而带来一种奇怪的自由,我以为,那意味着一场新的冒险即将开始。然而,它最终却成为另一个陷阱。



编辑:柳青

审核:谭荡

签发:力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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