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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情境中”理论视角下邪教组织精神控制手段分析
时间:2025-06-04来源:中国反邪教网 作者:吴攸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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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个体的行为和反应受其所处情境深刻影响,本文从“人在情境中”理论视角出发,对邪教组织的精神控制模式进行简要分析,主要通过对邪教组织采取的构筑权威、去个性化、“敌意想象”心理建构等精神控制手段的解析,探究邪教组织是如何设置情境塑造信徒集体的行为模式,以便更好地开展实务工作。

【关 键 词】情境  精神控制  构筑权威  去个性化  敌意想象

“人在情境中”这一理论起源于20世纪初,由Ma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推行,后经心理暨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戈登·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 提出。该理论模型是一个多维度的框架,旨在理解个体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和互动,强调个人的行为和问题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单独理解,要将个人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结合起来综合分析。基于此理论模型,我们将主要从权威情境、去个性化情境、二元对立情境三个方面来阐述邪教组织如何操控情境影响信徒。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本文的所有分析都基于此概念。

一、权威情境的设置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证明,“在权威的强大压力面前,个人的抵抗力是十分渺小的”。作为群居生活的人,从出生伊始就处于对规则服从和对权威忠诚的环境中,即便是具有正常独立思维的成年人也是习惯于服从权威。

邪教组织是利用权威情境的老手,通过不断强化“权威—服从”互动模式,并最终生成“神化教主—奴化信徒”内部情境。在邪教组织内部,教主是绝对的权威,教主不断通过操控自身的权威地位和加强信徒集体的习得性无助现象来构筑教主崇拜的控制模式。

利用教主绝对权威操控信徒集体。教主崇拜是邪教组织的首要特征,是邪教组织立足与发展的基石,也是控制信徒的基本手段。邪教教主充分利用人类对超自然、超社会神秘力量的崇拜,精心设计和塑造自身的神化力量,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技巧,确立自己在信徒心中的超凡地位,从而获取对信徒精神和行为的控制权。宗教比日常社会生活更为强调服从权威,在宗教世界中,神佛权威的指令更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的唯一最高标准。邪教组织窃取了宗教这种对神佛权威的培育方式,偷换概念后将这种神佛权威转移到教主个人身上,确立教主的权威从而实现对信徒的支配和控制。例如,“法轮功”邪教组织强调教主李洪志把握着一切,练功者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李洪志,因为“师父”不仅有“法身”保护自己,还能带自己到“神的世界”,这样“师父”李洪志就完全控制了练功者,练功者成了“师父”附属,一切都被“师父”同化掉了,完全丧失了自我。

加强信徒习得性无助状态。在构筑教主权威的同时,邪教组织不断奴化和打压信徒群体。邪教组织擅长利用错误归因来强化信徒群体的习得性无助状态,将信徒的好的方面全部归因于教主或组织的功劳,并刻意强调信徒的努力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没有任何关系,让信徒产生“自己无法控制行为结果和外部事件”的非理性认知,压制信徒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增强信徒集体对邪教组织的被动服从。邪教组织信徒长期处于习得性无助状态下自我效能感是极低的,使得他们更迫切需要一个权威来引导他们。在此情况下,教主的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神化教主—奴化信徒”的情境互动模式更加稳固。邪教教主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神佛化身,“法轮功”头目李洪志篡改自己的生日,改成与释迦牟尼佛同一生日,称自己是释迦牟尼佛转世,并吹嘘自己高于神佛,谎称自己的法力比释迦牟尼高几十万倍,狂言“多少人我都能管,全人类我都能管”,说自己是把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的唯一救世主。李洪志强调,信徒练功必须集体进行,在话语上只能用“李洪志师父说……”“李洪志师父讲……”的方式表达,从而强化了对教主的崇拜。

二、去个性化情境的设置

为了更好地控制信徒,邪教组织通常会设置一系列的去个性化情境,使信徒脱离现实环境更好地融入邪教组织中。去个性化主要是指个体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和平时自我认知不一致的行为和态度,通常表现为自我意识减弱、责任感降低、行为冲动等。

创建匿名环境。系列心理学研究证明,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务或情境都会削弱个体的行为辨识度,即个体在匿名环境中更容易丧失理性和节制从而不假思索地接受行为要求,而不会过多地去思考该行为要求合理与否。例如,“全能神”邪教组织会要求信徒取“灵名”,信徒之间不以真实姓名交往,在日常往来中以“弟兄姊妹”互称,这种匿名化的交往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信徒摆脱现实环境所带来的秩序要求及道德束缚,使得信徒在执行邪教组织的指令时不受心理束缚,无需考虑指令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秩序的要求,因为此时没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同时,这种匿名环境的设置让信徒群体之间的凝聚力大大增强,作为“弟兄姊妹”信徒之间不再有隔阂,这种身份的同一性让他们更自然地执行越矩行为的指令并且不必担心责任承担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所以责任不在我个人”。

加强情感依赖。强烈的集体情感有助于加强去个性化情境。邪教组织有着各式各样的刺激信徒群体强烈情感的办法,在信徒加入初期邪教组织会营造一种信徒之间关怀、温暖的“家庭”一般的情境归属。为增加这种“家庭”属性的情感依赖,邪教组织会安排各种富于仪式感的集体活动,如祷告、唱歌、背诵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徒群体需要参加更多邪教组织安排的集体活动,以此来强化洗脑、增强依赖、稳固对信徒的控制。此外,邪教组织还特别重视利用忏悔机制来增强信徒对组织的依赖。邪教组织通过忏悔让信徒自我揭露过往的言行,坦白自己的“不纯洁思想”,这种绝对的自我暴露让信徒处于精神裸体状态,这能够让邪教组织轻易抓住信徒的把柄,成为要挟、控制信徒的依据。例如,“全能神”邪教组织要求信徒每日忏悔祷告,将个人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并“解剖罪行”,通过忏悔让信徒深入挖掘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和“罪行”,树立“堕落自我”的形象,以此构建起情感囚笼,逐步瓦解其自主意识,使其陷入自我怀疑和自责之中,动摇其原有认知和自我价值感,让信徒觉得只有依靠邪教才能获得救赎,信徒因此沦为邪教控制的工具。

人为地“社会性隔离”。社会性隔离是指个人处于与他人或社会孤立和脱离的状态,属于个体社会关系缺失。当个体处于社会性隔离情境中,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常表现为与他人关系疏远、缺乏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减少。邪教组织对信徒群体的“社会性隔离”可谓是登峰造极,通过对信徒群体物理性和心理上的隔离,切断其社会的联系而封闭于邪教组织这个狭小情境中。邪教组织通过采取物理隔离策略,剪断信徒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通过不断施压,强迫他们离开工作单位、家庭和亲朋好友,全身心投入到邪教活动中。

极端的信息控制。“一旦你控制了某人的信息来源, 你就限制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邪教组织对信徒进行信息和思维控制,切断信徒群体与社会的心理连接。在信息控制的环境中,信徒唯一能够听到的是教主的真言,唯一能够看到的是邪教教义,通过反复背诵、宣讲、暗示和行为强化,邪教的歪理邪说内化为信徒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邪教组织非常重视对信徒语言的控制,信徒的言谈话语只能是邪教教义和教主言论,阻止信徒独立思考和理性化分析。邪教组织会具体地指导信徒思考什么以及怎样思考,将信徒思考的内容和形式严格限制在邪教教义所允许的范围,阻断信徒获取多样化、多元化知识的渠道,因而信徒们再也接触不到与邪教教义和教主言论之外的内容,更接触不到对邪教组织的批判性言论。长此以往,信徒们形成一种单向线性的邪教思维。例如,“全能神”邪教组织用“吃喝神话”来表达“将教主的要求变成日常生活行为准则”的内涵,不仅让信徒们反复阅读书籍、唱神话诗歌、听录音材料,而且要将“神话”内化为日常行为准则,活在“神的话”里。

三、二元对立情境的设置

为了加强对信徒群体的控制,邪教组织刻意制造与现实社会环境的二元对立,让自身成为社会交往中的“孤岛”,要想让信徒死心塌地地留在“孤岛”上,把外界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是最好的办法。

“敌意想象”心理建构模式是个体出现归因偏差的一种表现,主要指个体倾向于将他人的模糊或中立行为解释为恶意行为。“敌意想象”导致个体立即进入防御模式,甚至直接反击对方的言行。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最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经由各种宣传手段植入人们心中,让群体之外的他者变成“敌人”。这种心理建构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和憎恨情绪,“敌意想象”刻进脑海深处。

邪教组织对“敌意想象”心理建构手段的运用尤为娴熟,在刻板印象的基础上,对组织内、外进行两极化定义,构筑一个“非我即敌”的情境,先排除组织之外的人的人性,认定组织之外的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污名化组织之外的人;然后再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营造邪教组织之外“敌人”的各种威胁和打压逼近的紧张氛围。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建构手段使得信徒群体更加清晰地划分出“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当信徒群体想到“敌人”的“无价值”时,他们作为邪教组织成员的独特性和优越感大为提升,从而强化了他们对组织的认同感。当邪教组织一再强调,外部的“敌人”正在试图攻击大家的时候,信徒集体共同抵抗“敌人”的需要会大大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为“保护组织而有所行动”的想法就水到渠成了,至于这些所谓的保护行动是否符合常理就不在信徒集体的考虑范围内。

人的行为受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影响,信徒集体在邪教组织的情境控制之下,理性思维已被牢牢压制,信徒的感情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当邪教组织要求信徒把尊敬、爱戴、感激等积极的感情都投向教主和邪教组织,而把愤怒、痛恨、抱怨等消极的感情都指向组织之外时,“敌—我”对立的二元世界牢固确立。对于邪教组织而言,此时无论号召信徒对“敌人”做出任何行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1978年11月,在南美圭亚那的一个偏僻社区琼斯镇,美国“人民圣殿教”914人集体自杀,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是规模最大的邪教集体自杀案。案发当时,在美国国会议员进行调查后,教主吉姆·琼斯害怕实情暴露,派人阻拦和暗杀调查组,后又害怕自己受该桩谋杀案的牵连而被捕决定以“革命自杀”的方式来操纵教派的结局。教主琼斯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描绘了暗杀失败后美国军队行动的恐怖后果,接着他描绘了选择“革命自杀”的荣耀,信徒集体就在这种对外界社会的“敌意”下完成了自杀行为。

为了控制和操纵信徒,邪教组织处心积虑地构筑精神控制的情境,作为个人的信徒一旦进入到邪教组织精心策划的环境中容易迷失自我、失去对理性的控制。在面对邪教组织信徒时,我们既要考虑信徒个人的特殊情况也要从邪教组织本身出发来揭示真相,通过识别邪教组织温情外表之下的“神套路”让邪教组织铺设的精神陷阱暴露于阳光之下,帮助误入邪教陷阱的人远离邪教组织中别有用心的“伪神们”。

(责任编辑:紫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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