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网络已经成为邪教组织传播歪理邪说的重要工具与途径，并呈现出种类繁多、时政为主的类别特征，移花接木、智能升级的手法特征以及无中生有、煽动抹黑的内容特征。防范打击邪教网络谣言传播，需要结合邪教网络谣言的动态发展趋势完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发挥技术反制优势，同时通过国际、政府和公众积极合作形成合力，为人民群众构筑安全反邪屏障，营造稳定和谐的“无邪”环境。

【关键词】邪教组织 网络谣言 背景 特征 防范

近年来，网络空间逐渐成为邪教组织活动的重要信息平台和传播场域。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大肆炮制和散布网络谣言，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查处难度大，不仅扰乱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还给反邪教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入研究防范和消解邪教网络谣言传播，对于反邪教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邪教网络谣言传播的现实背景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邪教组织开始逐步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谣言，传播模式从以往单一的线下传播转变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在数量和速度上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其中线上的网络空间成为邪教渗透活动的重要平台。

（一）虚实互构：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深度交融

随着互联网由“虚拟性”转向具有“现实性”的生活平台，虚拟空间形成了自身的社会结构，演化成具有现实社会属性的新型场域。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双层社会”的形成。基于“耦合关系”“双层社会”的两个空间关联互构，为邪教网络谣言提供了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的双重传播场域，并催生了特有的“网络松绑”效应。该效应是指在“双层社会”中，网络社会空间相对于现实社会空间缺少约束与规制，进而在心理和行为层面形成对网民的“松绑”，致使极个别网民轻视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制，公开发表不当言论和转发不良信息。

在传统社会中，邪教组织谣言难以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大范围传播，往往是在熟人网络中使用点对点的内部传播模式，具有私密性、单向性、关系性、局部性等特点，传播效率较低，其影响力与破坏力只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特定群体产生效果。与此同时，我国权威媒体也会迅速跟进、及时辟谣。但基于“双层社会”的匿名性、隐蔽性、超时空性等特征，“网络松绑”效应加剧了邪教网络谣言的传播。首先，在“法不责众”心理支配下，个别网民倾向于展露“本我”，进而表达出在现实世界中不敢表达的话语。其次，网络的超时空性使得谣言传播不再局限于“点对点”的传播模式，能够突破时间和地域限制，实现“核裂变”式的弥散传播，进一步强化谣言的可信度。在“网络松绑”效应的助推下，邪教组织只需要付出低廉的成本，即可在互联网这一传播场域内获得显著的谣言传播效果。虚实交融的“双层社会”为邪教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活动平台。

（二）组织转型：邪教组织的网络化发展态势

反邪教斗争具有长期性，面临着不断更新变化的时代挑战。近年来，随着国际范围内反邪教斗争的持续深入，邪教组织的线下发展态势有所消沉。邪教的危害性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和广泛关注，世界各国为了打击邪教组织付出了巨大努力。传统线下邪教组织在严密防控和严厉打击下活动空间萎缩，活动能力被削弱，但是其原有成员可能借助网络手段“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分化变异为各种新型的线上邪教组织。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下，互联网已经全方位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国内外邪教组织趁势利用互联网相互勾结，其发展已经突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成为危害国际社会的全球性问题。

自20世纪末开始，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邪教组织已主动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化传播工具，将渗透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领域。美国的“天堂之门”是最早使用网络传播的邪教组织，1995年其招募了大批电脑和网络的专业人员，创设了“高级来源”等网站，将邪教歪理邪说与网络技术、天文知识、科幻情节等方面内容杂糅进行蛊惑传播，广泛发展成员，借助互联网起到了其他传播媒介所不具备的广泛影响力。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非常重视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是世界性邪教中较早引入信息化手段的组织。1999年7月，“法轮功”邪教组织被依法取缔后，其残余势力逃亡到国外，并在境外互联网建立宣传平台，进行造谣煽动和反动宣传，不仅利用互联网对反邪教人士进行网络攻击，同时不断散布抹黑中国政府形象的谣言，攻击我国现行体制。

总之，邪教组织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化信息手段在网络空间的发展态势愈发明显。互联网的虚拟性和隐蔽性使得很多涉邪账号、网站及群组在被警示、限制和关闭后很快又以其他身份注册“重生”，提高了邪教网络谣言的治理难度。

（三）风险叠加：线上谣言传播诱发线下邪教活动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邪教组织谣言传播已经以网络空间为主要阵地，并发展出“线上谣言传播诱发线下邪教活动”的联动机制。首先，从技术角度来看，邪教组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网络谣言，海量虚假信息为邪教组织后续犯罪活动的实施提供了充足的前期准备；其次，从追责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匿名性导致邪教网络谣言的溯源难度大，邪教组织只需要付出较低的成本，承担更小的风险，就能达到以往线下组织无法实现的效果；最后，从传播角度来看，互联网环境下的邪教网络谣言打破了时空界限，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更广，受众只需要通过点赞、转发等方式就能推动邪教网络谣言跨圈层传播，蛊惑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进行线下聚集。

随着邪教组织的不断扩张，邪教头目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邪教网络谣言极具蛊惑性、煽动性，人们一旦受邪教蒙蔽，很难摆脱其思想控制。当邪教网络谣言发酵到一定程度，容易引起受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恐慌。邪教组织就会趁势在现实社会中开展一系列邪教活动，以反社会、反人类的疯狂之举震惊世界，与邪教炮制的网络谣言形成线上、线下的虚实呼应。2012年，我国曾发生多起“全能神”邪教人员借助网上传播的所谓“世界末日”谣言并线下进行规模性聚集、宣扬邪教歪理邪说，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工作秩序，危害社会稳定与发展。

二、邪教网络谣言传播的基本特征

邪教组织利用网络作为其散布谣言、煽动人心、传播邪说的重要渠道。网络传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迅速性和便捷性，为邪教网络谣言提供了隐匿的藏身之所，在潜移默化中对部分网民起到毒化作用。

（一）类别特征：种类繁多、时政为主

从传统上看，邪教组织散布网络谣言是为了传播意识形态、发展邪教成员、扩大邪教组织，但是近年来，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组织甘愿充当西方反华敌对势力的急先锋，极力贬损和抹黑中国，捞取政治资本，进行政治煽动，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政治倾向和险恶的政治图谋。据统计，70%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虚假信息和谣言来自“法轮功”旗下的邪教媒体。

本文以“法轮功”邪教组织网络谣言为重点研究对象，梳理近些年来该邪教组织散布的涉及我国的网络谣言。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公共卫生类谣言，如违背事实捏造新冠疫情的后果，企图引发社会恐慌；时事政治类谣言，如污蔑中国撤侨造假，意图混淆视听，破坏中国国际形象；社会事件类谣言，如造谣歪曲年轻人被迫出国打工，散布焦虑心理，破坏社会稳定；财政经济类谣言，如抹黑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有意唱衰我国经济；文化历史类谣言，如污蔑传统文化，扭曲事实真相，诋毁我国政府。

此外，参考前人研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非参与性观察者的身份，在“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国外某网站上收集整理到四个不同主题共计7743篇报道，时间跨度为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各类主题的统计分布见图1。这些报道均与传播邪教思想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度。移花接木、歪曲夸大、含沙射影或造谣诽谤是“法轮功”邪媒的常用伎俩，其在每一篇报道中都配有误导性和延伸性的图片或视频。其中，时政类邪教网络谣言占比高达52%，社会类邪教网络谣言占比为36%，显示出邪教与政治、社会的内在联系，较易在这些类别的报道中植入邪教思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前邪教组织散布网络谣言的目的已不仅仅停留于发展组织和控制成员，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邪教组织与国内外各种反动政治势力相勾结，传播歪理邪说、制造虚假新闻，企图对抗党和政府，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二）手法特征：移花接木、AI 驱动

邪教组织在散布网络谣言时并不局限于单一形式，多以图片、视频相辅助，同时迎合当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技术浪潮，利用多种方式杜撰出各种与背离事实真相的邪教网络谣言，其造谣的手法呈现出以下特征：（1）图文并茂：当前邪教网络谣言则多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迎合网络空间“有图有真相”的思维定式，将谣言诉诸图片或者以视频的形式给公众营造“内幕事实”的假象，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迷惑性极强。譬如，某邪教组织旗下媒体为了试图“证实”其谣言内容，甚至编造杜撰了一个“纪录片”，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扩散传播，以达到污名化我国的目的。（2）人工智能：邪教组织的发展充分借助智能化手段，肆无忌惮地利用AI 技术在境外社交平台上散布谣言，通过AI 换脸、操纵图像和音频内容等手段，企图以假乱真，制造真假难辨的邪教网络谣言。譬如，某邪教组织打着解密的幌子博取关注，实则极尽造谣抹黑中国之能事，其利用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照片制造虚假账户，利用计算机程序以很高的频次自动发布各类虚假信息，获取个别不明真相群众的信任进而影响他们的意见。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邪教网络谣言甄别更加困难。相比起以内容为主的大众传播时代，当下邪教网络谣言的传播驱动则以智能技术为主，通过AI 技术合成的图片、音频、视频等都成为邪教网络谣言“深度伪造”（Deep fake）的虚假文本，鉴别难度大。

（三）内容特征：无中生有、煽动抹黑

凡遇重大灾祸灾难之时，正是各种邪教网络谣言盛行之际。表1按年份统计了“法轮功”邪教组织捏造的典型重大灾祸灾难网络谣言，这些谣言已被国内和国际社会充分证实是完全虚假、极端错误和十分荒唐的。

结合表1和上文内容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邪教组织“逢难必谣”“逢中必反”“逢喜必闹”，为了达到诬蔑中国的目的，其发挥强大“联想力”，即使是国外发生的灾难，再远的“锅”也要甩向中国。此外，邪教网络谣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习惯搭乘社会热点的便车，利用人们的高关注度和猎奇心理，寄生于当下的时事浪潮传播，以制造轰动效应。乌克兰学者列希斯卡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宣传策略上，“法轮功”惯用抹黑、炒作等手法，将臆想的事情通过各种媒体相互传播，从不同角度相互引用和论证，形成一个信息链，使受众认为他反复看到的信息就是事实，这是一种信息战，也是信息侵略。

奥尔波特（Allport）和波斯曼（Postman）的谣言传播公式“R = I × A”指出，谣言传播广度（Rumor）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Importance）乘以该主题证据的模糊性（Ambiguity）的变化而变化。可见，重要性与模糊性已成为谣言公式的经典要素。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出现热点新闻或社会事件时，事件的模糊性会导致受众的焦虑情绪上升，邪教组织往往会在此时通过传播谣言，为受众提供压力排解和情绪平复的渠道，被注入更多情绪的谣言在此时更容易激发与受众的情感共鸣，从而达到更高的转发传播效果。同时，邪教组织热衷于传播各种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讯息，并在阴谋论社群中投放广告和弹窗，吸引那些喜欢阴谋论的人点击和分享，从而获得追随者。可以说，邪教组织为了达到造谣传播的目的，罔顾道德秩序，冲击民众的精神世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的网络生态环境。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窦逸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查世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