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摩尼教传播既已遍及东南，为避免政府之禁令，每与其他秘密会社合，而因地异名，不可究诘，“同一宗教，多元名号”正是其生存策略的缩影。政府统谓之为左道、妖贼、妖教，或举其特点为吃菜事魔、夜聚晓散。当时摩尼教之组织、习尚、教规、仪式，屡见于反对摩尼教的政府人士记载中。如涉及结党、火葬的记录，廖刚《乞禁妖教》札子：“今之吃菜事魔，传习妖教……臣访闻两浙江东此风方炽，创自一人，其从至于千百为群，阴结死党。犯罪则人出千钱或五百行赇。死则人执柴烧变，不用棺椁衣衾，无复丧葬祭祀之事，一切务灭人道。”（《高峰先生文集卷二》）涉及斋食、清修的记录，方勺记：“凡魔拜必北向……原其平时不饮酒食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然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无所得，则务攘夺以挺乱。”（《泊宅编卷五》）涉及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裸葬的记录，诵《金刚经》，拜日月，旦望烧香，庄季裕记：“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于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旁，其一问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云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焉。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忌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鸡肋编中》）
由此可知与摩尼教戒悭之宗旨合。朔望出钱烧香，有类于今日之会费。魔王为摩尼化身，魔翁魔母则又明教之明父善母也。至所云度人之说，则显与摩尼教戒杀之旨不符。秘密教门中原有‘杀人为度人’一派邪教，庄季裕为宋绍兴时人，身经方腊、余五婆之起事，或者当时教禁方严，教外人不明底蕴，误信官方指摘之文告，遂笔之于书。至摩尼教徒之组织及背景，则绍兴四年（1134）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曾备述之，居正奏：“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臣闻事魔者，每乡每村有一二桀黠，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姓氏名字，相与诅盟为魔之党。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盖不肉食则费省，费省故易足。同党则相亲，相亲故亲恤而事易济。臣以为此先王导其民使相亲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务节俭，有古淳朴之风。今民之师帅，既不能以是为政，乃为魔头者窃取以蛊惑其党，使皆归德于其魔，于是从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说。民愚无知，谓吾从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济也，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而争趋归之。此所以法禁愈严而愈不可胜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
摩尼教互助合作的精神，过淳朴节俭的生活，学者即使抨击其教，也不得不赞叹他们的这种精神。然而在朝廷行之则为王道，在民间倡之则为叛逆。结果法禁愈严而摩尼教之传播愈广，朝廷既不能行仁政，而又深嫉“仁政”出之于民间，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加倍予以压制，强迫民众接受苛政。不听则以兵力剿平之，血流成河而摩尼教传播如故。类似的荒诞剧情在此后数百年的白莲教等秘密教门与政府的博弈中反复上演。
摩尼教在北宋末南宋前期，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诸地，深入农村。农民入其教的，一因素食节用而食足；一因结党互助而事济，以往受官吏、地主压迫剥削的，均得藉入教而得荫庇。信仰既深，蟠结愈固，在平时安居乐业，固皆良民，一旦政府诛求过甚，揭竿而起，立成劲旅，成为农民暴动和革命之核心力量。
宋代摩尼教徒所领导之暴动，恰与其传教地域相吻合，前仆后继，历久不衰。其显著的如北宋徽宋宣和二年（1120）方腊、吕师囊起于睦州、台州（方勺《泊宅编》，《宋史·童贯传附方腊传》）；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王念经（宗石）起于信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三六》）；绍兴三年（1133）余五婆起事于衢州（同上《卷六三》，庄季裕《鸡肋编中》）；绍兴十年东阳县“魔贼”起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四年俞一起事于泾县（同上《卷一五一》）；绍兴二十年信州贵溪“魔贼”起事（同上《卷一七六》）；理宗绍定六年（1233）陈三枪、张魔王据松梓山，出没江西、广东，跨三路数州六十砦。（《宋史卷四一九·陈韡传》）
鉴于摩尼教的危害，当时政府对之禁令极严，《宋会要·刑法门》记《绍兴敕》：“吃菜事魔，或夜聚晓散，传习妖教者绞；从者配三千里；妇人千里编管。托幻变术者减一等，皆配千里；妇人五百里编管。情涉不顺者绞。以上不以赦降原减。情重者奏裁。非传习妖教，流三千里。许人捕至死。财产备赏，有余没官。其本非徒侣而被诳诱，不曾传授他人者减二等。”
摩尼教徒因此不断改名称，或与他教混合，以逃避法律制裁。温州、台州等处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宋会要稿·刑法二上》，页一一一）。宁宗开禧三年（1207）李谦任台州守，著戒事魔诗十首，刻石传布，以劝郡人（《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至嘉定二年（1209）江、浙、闽等地有所谓“道民”、“白衣道者”、“女道”，看经念佛，烧香燃灯，私置庵寮，混杂男女，亦多为摩尼教徒（《宋会要稿·刑法二下》，页一二〇、一三二、一三六）。
2、元代色目人政策带来的转机
蒙元统治时期，是一个各民族深度交融的时代，朝廷将社会人群划分为蒙族、色目人（蒙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汉人（金朝治下的汉人）、南人（南宋治下的汉人）四个等级，对各种宗教包括民间秘密教门多持开放态度，这就为来自中亚的摩尼教“选民”提供了一线生机。尤其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多元宗教并存，摩尼教依托商旅网络维持生存。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设“明教提举司”：管理江南“末尼（摩尼）户”三千余，泉州路设专职“管领明教大师”（《元典章》卷33），这实际为摩尼教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
摩尼教与弥勒教、白莲教面对朝廷的持续打压，自然走向融合，形成“弥勒降生、明王出世”救世论，红巾军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为口号，裹红巾象征光明。元末红巾军起义，加速了元朝统治的灭亡。
3、教义体系的创造性转化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摩尼教在教义包装上日益佛教、道教化。如将“光明之父”改称为“摩尼光佛”；将“选民”改称为“堂主”;将“黑暗魔王”改称为“无明魔”；将“三际”对应“三清”；将“光明分子”改称“先天一气”；将光明黑暗绝对对立的二元论，软化为阴阳相济；将末世论嫁接弥勒信仰（《证明过去教经》）。其组织形态、宗教仪式乃至戒律规制等都有所调整，更加接近中原的宗教文化面貌。
▲泉州晋江草庵寺：全球唯一摩尼教寺庙遗址，唯一摩尼教造像
▲晋江草庵寺刻有摩尼教十六字 “真言”的摩崖石刻
摩尼教的这种转化过程，展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涵化能力，其核心机制是“功能性替代”——用本土相似元素逐步置换异质成分，最终实现信仰表达形式的彻底转型......
（四）明清时期摩尼教的彻底中国化
1、明清时期政治环境与摩尼教转型概况
元末红巾军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融合明教“光明”理念与白莲教弥勒信仰）为口号，韩林儿称“小明王”，朱元璋早期依托这一势力发展。羽翼渐丰后，他深知摩尼教与弥勒教合流之秘密教门伪妄，不可依之立国，所以自龙凤十二年以后即讳言其为红巾军支系。于讨张士诚檄中，深斥弥勒之传说，以为妄诞、妖言，这也是他受刘基、宋濂等反红巾军系儒生地主之劝说，隐去旧迹，为建立明朝而采取的立场。关于明朝国号之来源，学界意见不一，吴晗（1941）认为来自于明教，是朱元璋继承“大、小明王”之法统，昭示自己正是“明王”；扬讷（1982）认为来自于白莲宗所崇奉的阿弥陀佛信仰，阿弥陀佛也号为光明之王；杜洪涛（2014）则提出“大明”源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与元朝“大元”（大哉乾元）一脉相承，彰显儒家正统性。
至于为何朱元璋断然采取禁止明教的态度，因明暗对文，互为消长，而终克于明。“明王出世”“弥勒降生”均含有革命意义，而且弥勒于坊间有三十次入世之说。如果使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所以他登基后，因李善长之请，立刻诏禁白莲社及明教。不久即写入刑律。《明律十一·礼一》：“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代摩尼教遭官方系统性禁毁后，明面上的只能借佛道外壳残存于闽浙宗族，如福建霞浦：北宋明教领袖林瞪的后裔持续主持祭祀，科仪书《摩尼光佛》《奏申牒疏科册》混入道教符箓与佛教超度仪轨，秘密传承至清代；浙江苍南：彭氏家族管理的选真寺（明教寺院，元至正年扩建）于明代转为佛寺，但当地渔民保留“晨食三口白饭代斋”“白衣送葬”等明教习俗。而暗地里的则深度融入白莲教、弥勒教等秘密教门，于明清之际发动过不少起义。
宋濂《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洪武改元……温有邪师曰大明教，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其众为农。（《芝园续集卷四》）
泉州晋江县华表山亦有明教徒所立之摩尼庵，因郁新杨隆请得不毁。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名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温、泉之明教均相继以“教名上逼国号”被禁断。温之明教自后遂不见于记载。闽则易名为师氏法，也式微了。何乔远又记：“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
政府对摩尼教的镇压虽严，但明史记录的疑似与摩尼教相关的知名案例不少于8个。
清承明制，延续《大明律》对“左道邪术”的禁令，将明教、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列为“邪教”，《大清律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清初剿灭反清势力时，连带打击民间秘密教门组织，雍正、乾隆朝强化保甲连坐制度，民间秘密结社空间被压缩。
摩尼教于明之际的最终消亡有三重动因：1、政治剿杀：明清法律系统性清除秘密教门组织基础；2、教义稀释：经典失传，仪式佛道化消解身份标识；3、社会基础瓦解：东南海上贸易网衰落，依托商旅的传播网络断裂。
2、信仰形态的彻底转型
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下，作为宗教的摩尼教在明代即已消亡，但作为文化和民俗依然存续。具体表现为神格体系的佛儒道化重构，如摩尼光佛被称为“明门祖师”（林瞪），光明使者改称为“日月仙官”，“黑暗魔王”改称为“无明魔君”。霞浦科仪《奏申牒疏科册》将摩尼列为道教“灵宝派”师祖；神谱排序：三清→玉皇→摩尼光佛→地方神。其经典也进行了再造，如《明门初传请本师》特点：采用道教灵宝经文体，核心保留“二宗三际说”，新增“五行相生”理论。其宇宙观，将“三际说”与道教“三阳劫变说”融合：原始状态—道教青阳劫；现世—红阳劫；末世—白阳劫。又“三际说”变异：初际—盘古传说；中际—太极图说；后际—儒家大同。直至宗教性彻底消退：唐代：灵魂救赎、寺院经济；明代：保境安民、行业互助；清代：家族凝聚、民俗表演。（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陈星桥，中国佛教协会原常务理事、《法音》杂志原副主编、中国反邪教协会原常务理事）
延伸阅读：
从波斯到华夏：摩尼教的中国化与对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一）
从波斯到华夏：摩尼教的中国化与对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二）
从波斯到华夏：摩尼教的中国化与对中国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