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是15年前“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的日子。笔者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拜读了新华社刊发的《陈果：美丽是这样被摧毁的》一文。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大学生，而且还是老师公认“聪明能干、学习努力、遵守纪律的一类”，竟然糊涂到点火将自己烧得面目全非、重度伤残，令人震惊、惋惜之余，也折射出反邪工作领域中的“三大考验”。
自焚前后陈果相貌的对比
一、家庭教育的考验
言传不如身教。在每个家庭里，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而陈果之所以踏上自焚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其母亲郝惠君一手主导的。
说起来，郝惠君非常重视对女儿的教育。据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孙维熙老师回忆，陈果在初中的时候有过一次早恋的情况，郝惠君得知后请了近一年的假，从河南赶到音乐学院去陪她，而且在校期间对女儿非常严格。可是这位严格的母亲却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不但自己偏听偏信地练习法轮功，还带着女儿一起练。而在陈果父亲去世后，郝惠君在孤独中更加沉迷，也直接影响到陈果。陈果的系主任李真贵老师谈到，“我很明显地感觉到，陈果在思想上的反复都是出现在放假以后，回到她母亲身边，回到那个环境里她就出现问题。而回到学校后就有好转。这使我们感觉到像是一场拉锯战，是陈果的母亲及她周围的环境与我们学校之间的拉锯战，也就是邪教法轮功和我们育才教人的学校之间，为了争夺陈果的一场拉锯战。但是她被法轮功争夺过去了”。“被法轮功争夺过去”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像郝惠君这样盲目给子女灌输自以为正确的观念的父母，现在还有吗？肯定有，而且绝对少不了“邪教父母”的身影。我们甚至可以认定，也许不是每个“邪教父母”都会培养出“邪教孩子”，但每个“邪教孩子”的背后多数有着“邪教父母”。
二、学校教育的考验
负责任地讲，其实学校对陈果的管理还是很到位的。在得知她1999年12月在法轮功蛊惑下到天安门广场参与非法聚集活动后，学校就成立了帮教小组，由孙维熙等几位老师进行专门的引导。孙老师甚至“在给陈果上课时就总是一半时间讲专业，一半时间用来和她谈心，尽可能地开导她”。据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郭淑兰介绍，帮教的效果表面上非常好，“自从被学校从天安门领回来那次后，她也从来都没有旷课迟到的现象，期末考试法律、经济、外语都考了80多分”。然而就在老师们庆幸已成功挽救陈果的时候，发生了自焚惨剧。
事实上，陈果自始至终没有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对法轮功的荒诞、虚伪没有丝毫的认识，完全是被动地接收外部的信息。正如孙维熙老师说的：“我在和陈果谈话时，就深深地感到，她的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相关的正确知识。”
是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后就遇到了“断奶期”，既需要自身的调整，也需要学校及时地提供“精神食粮”，帮他们提高鉴别能力。就像孙老师说的，“如果学校开设一些世界史和宗教史的课程，学生们就可以从中认识到世界的发展，就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可以认清李洪志的法轮功邪教本质了。”
三、社会关注的考验
现在回想起来，法轮功包藏祸心早就有迹可寻。在2000年下半年以后，李洪志陆续发表《走向圆满》《去掉最后的执著》等“经文”，强调“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这些言论在法轮功人员当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在开封被公认对法轮功“悟性”最好的刘云芳多次谈到，“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修炼如同烈火中种下的莲花，考验已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候，并说他在练功中出现的状态中已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过了。他甚至还打算召集81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围成9个“法轮”，后因凑不够人数只能做罢。再加上7名参加自焚的人员之间的串联，自焚前相当充分一段时间的准备，可以说在社会上闹出的动静也是不小的。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上对法轮功的认识很模糊，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关心邪教这种事物的存在，因此即使是隐约听到传闻或知道内情的人，也大都限于好奇或一笑置之，没有给予足够的社会关注，更不会提高到发出警示的层面，等到事情真的发生却为时已晚。
陈果的悲剧，在见证法轮功凶残冷酷的同时，也为今后的反邪教工作指明了方向：只有经受住家庭教育、学校管理和社会关注这“三大考验”，“三位一体”同向努力，层层铲除邪教“土壤”，才可能真正实现“天下无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