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3月29日，英国《卫报》发布记者西蒙·哈滕斯通对莎拉·格林的深度专访。她的母亲黛博拉·格林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创立了“侵略性基督教宣教训练团”（简称ACMTC）。黛博拉自称“上帝的使者”，实则通过军事化手段对成员实施极端压迫，严密控制成员穿着、饮食乃至私生活。在书籍《神谕之女：从母亲建立的邪教中出逃》（作者：哈里森·希尔）出版之际，莎拉首次完整讲述了她在这个组织中噩梦般的成长经历：四岁遭受性侵，十岁被带离学校，十四岁被逼婚，并多次试图自杀。中国反邪教网对该报道进行编译，分三期刊发。本篇为系列报道第二篇，讲述莎拉如何被迫成为母亲犯罪链条中的一环，又如何在绝望中独自出逃，从睡在西雅图街头的纸板上开始，一步步重建自己的人生。
1988年，曾被奴役并改名为“被遗弃者”的莫拉逃离了ACMTC，并以故意造成精神痛苦、欺诈、非法拘禁和疏于照管为由对该组织提起诉讼。1989年，萨克拉门托县地方法院判令该组织向莫拉赔偿120万美元。为躲避法律制裁，ACMTC踏上逃亡之路，一路辗转俄勒冈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亚利桑那州，最终落脚于新墨西哥州偏远的乡间小镇芬斯湖（Fence Lake）。他们在那里买下一片牧场，建起了封闭的营地。随着他们越迁越远，黛博拉的行为也愈发肆无忌惮。孩子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生了病也得不到医治。曾经私生活极度混乱的黛博拉，如今却对成员的任何所谓“肉体之罪”表现出扭曲的仇视。
17岁那年，莎拉被迫嫁给了彼得·格林（Peter Green），此人原名迈克·布兰登（Mike Brandon）。彼得的父母出资在俄勒冈州南部的伐木小城克拉马斯福尔斯（Klamath Falls）购置了房产，ACMTC随之迁往此处。莎拉的身体在多年摧残下严重受损，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然而21岁时，她怀上了约西亚（Josiah），23岁时又生下了以赛亚（Isaiah）。可这一切，却让黛博拉的行径愈发变本加厉。
一个跨国人口贩卖计划
ACMTC的部分“灵感”源自18世纪的震教徒（Shakers）——一个从贵格会（Quakers，“贵格”为英语Quaker一词音译，意为颤抖者）中分裂出来的教派，该教派以震颤舞蹈为宗教仪式特征，由于奉行独身主义，无法长期维持社区人口，最终走向式微。黛博拉虽未强制要求成员独身，但鼓励禁欲，这也意味着ACMTC无法通过自然繁衍来壮大队伍。黛博拉的对策是收养孩子，但在四处亡命的途中，合法收养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她策划了一场披着“慈善宣教”外衣的跨国人口贩卖计划——资助非洲国家的贫困母亲，借机将她们的孩子骗往美国“抚养”。
1997年，黛博拉和吉姆前往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进行所谓“宣教”。在乌干达，他们物色到了一个名叫露丝（Ruth）的16岁孕妇。那时露丝刚失去母亲，被迫中断学业，又遭遇未婚先孕的窘境，整个人深陷绝望的泥沼。黛博拉利用她的无助与愧疚，欺骗她称：弥补过错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孩子交给ACMTC，并能以此换取上学的资助。黛博拉回到美国后命令莎拉去接孩子。之所以选择莎拉，是因为她正处于哺乳期，可以完美伪装成“新妈妈”来躲避检查。
黛博拉对莎拉洗脑称，这个孩子是他们的“天赐之福”。时隔多年回想起来，莎拉依旧深陷痛苦之中：“我自己也是个母亲，我无法想象那位母亲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对她撒了多少谎。我不过是一个工具，让这一切得以发生。”每当她谈起这段骇人经历，莎拉常常不自觉地切换到现在时态，仿佛那些痛苦的过往从未真正远去。
当被问及是否意识到这是人口贩卖时，莎拉坦言，由于长期被剥夺是非观，她当时根本不具备识破犯罪的能力。在极端的精神高压下，她彻底沦为了一个麻木的执行工具。恐惧是她唯一的驱动力：怕任务败露，怕客死异乡，怕累及无辜，更怕失败后面对黛博拉那近乎疯狂的惩罚。这种恐惧不仅源自外界的未知，更来自黛博拉令人窒息的控制。
▲莎拉·格林。图源：安娜贝尔·克拉克/《卫报》
尽管周围人投来异样的目光，莎拉还是艰难通过了护照检查，带着化名为“特里尼蒂”的婴儿顺利登机，最终抵达美国。此后两年，莎拉视她如己出，悉心抚养、疼爱有加。然而，被困在深恶痛绝的丈夫与压抑的社区中，莎拉的生活已濒临崩溃。
出逃
莎拉恳求母亲让她暂时离开，去西雅图参加一门助产士课程。她搬出的理由是，如果组织里还会有更多孩子，总得有人掌握照料新生儿的技能。黛博拉一口回绝。绝望中，莎拉计划与新成员安东尼（Anthony）一同出逃。然而，带着三个孩子逃离邪教的追捕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被迫做出了这辈子最痛苦的决定：独自出逃。这种由于邪教压迫而造成的母子分离，成了她余生无法愈合的深痛创伤。莎拉表示：“那种痛苦简直无法形容。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想，我不能把三个孩子拖进那种朝不保夕的境地。无论对错，我做了当时我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莎拉心里清楚，她此次出逃是为了挣脱邪教和父母的控制。她和安东尼成功脱身后便各奔东西：他去了加拿大，她去了西雅图。她当时并不知道，由于拿不出任何学历证明，她根本无法报读助产士课程。莎拉就此流落街头。“我没有落脚的地方，一无所有，只能睡在纸板箱上。”然而即便失去了孩子、失去了栖身之所，她仍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比在ACMTC强上百倍。自从10岁被带离学校以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地与人说话、结交朋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功了”
不久后，她在西雅图同时打两份工——白天在一家咖啡馆工作，夜里在当地一家健身房洗衣服。终于，她攒够了钱，租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拥有一间空荡荡的房间和一个睡袋，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功了，我终于活下来了！” “我可以每天洗澡，不用担心被骚扰，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
自由是什么感觉？在莎拉看来，自由是那些对普通人来说微不足道、却被邪教视为“禁忌”的日常。在营地里，穿衣、祈祷、饮食甚至夫妻私生活都被严密监控。而现在，“我可以买一碗随便的廉价泡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完，我可以在寒冷的冬天穿牛仔裤，没有人以‘神的旨意’为名指手画脚”。
在西雅图，莎拉遇到了杰夫（Geoff），一个让她感到安全、真正尊重她的男人。不久后，莎拉搬去与杰夫同住。随着生活步入正轨，两人的感情日益稳固，很快生下小女儿艾莉克西斯（Ellexis）。
2002年4月，莎拉决定回到营地，接回自己的另外三个孩子——约西亚、以赛亚和特里尼蒂。那时她的小女儿艾莉克西斯已经11个月大了。莎拉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感情稳定，收入也有保障。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证明自己能提供良好的环境，母亲黛博拉就会顾念骨肉亲情。但她大错特错。“我当时想，只要我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提供一个积极、充满关爱的环境，妈妈应该不会反对我把孩子带走。唉，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两年未见，孩子们对她的突然出现反应各异。“约西亚根本不想理我，他满腔愤怒，也很痛苦，所以我没有再勉强。我另一个儿子倒是愿意跟我说话。特里尼蒂特别黏我，我也特别黏她。”可无论孩子们怎样苦苦哀求，黛博拉都不会松口放他们走。
黛博拉狂妄地自诩为“上帝之女”，将自己粉饰成成员与神灵间唯一的纽带。她冷酷地宣称孩子们属于这个群体，如果莎拉不肯顺服，就必须离开。那是莎拉最后一次见到约西亚和以赛亚。
此后的十余年里，莎拉结婚、生子、事业攀升，从西雅图搬到了纽约华尔街。她拼尽全力将生活拉回正轨，试图将关于ACMTC的梦魇抛在脑后。然而，那些被邪教夺走的岁月和留在深渊里的孩子，依然是她无法愈合的伤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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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柳青
审核：谭荡
签发：力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