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5月13日，新西兰前“法轮功”学员贾亚·曼加拉姆·吉布森（Jaya Mangalam Gibson）在境外自媒体平台Medium.com发文，讲述其自幼年起接触各类膜拜团体，成年加入“法轮功”并成为《大纪元时报》管理层，最终脱离该邪教组织的经历。作者回顾了父亲因信奉“法轮功”拒绝医疗干预而病逝带来的冲击，以及自己在该组织内部经历的信仰转变、媒体运作、精神压迫和心理挣扎，并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管理方式、媒体体系和脱离“法轮功”后的心理修复与人生重建过程进行了剖析。中国反邪教网现将文章编译如下：
新加坡事件：2006年的荒诞与沉沦
疯狂在2006年8月达到了顶峰，我现在把那件事称为“新加坡事件”（编者注：2002年，黄才华、吴玉华等“法轮功”人员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举行集会。新加坡检方认为该集会属于未经许可的公共集会，因此依据新加坡《刑法典》有关非法集会规定提出控诉。法院认定，黄吴两人的活动已超出警方此前允许的集体炼功范围，因此构成非法集会。同时，对于两人在聚会后向多名警务人员邮寄有关“法轮功”的VCD及宣传材料，检方依据当时的《电影法》指控其散发未经电影检查局核准认证的录像光盘，法院最终认定该项罪名成立。2005年10月，新加坡高等法院驳回两人的上诉，维持定罪）。
当时，我回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由于签证即将到期，我只能借住在别人家的沙发上。一天晚上，我参加了当地“法轮功”的一个“学法小组”，聚会地点设在郊区一间社区活动室。外面正下着雨，房间光线昏暗，显得阴沉压抑，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重得令人作呕。“法轮功”例行的事务安排和“发正念”照常进行，但那天晚上的气氛却与往常截然不同，更像是一场葬礼，一场为我尚未真正结束的人生举行的葬礼。
聚会上，人们谈论的是2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被起诉的事。聚会中有一位富裕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她愿意资助我前往新加坡，“揭露”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心想：“好吧，看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
▲2006年，新加坡人黄才华（左）、吴玉华（右）因非法集会和散发未经电影检查局核准认证的录像光盘，被新加坡法院依法定罪。
▲2006年，新加坡国内安全局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等“法轮功”成员可疑举动。原文配图
▲2006年，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等人前往新加坡上诉法院途中。原文配图
当时，《大纪元时报》时任总编辑斯蒂芬·格雷戈里（编者注：Stephen Gregory，2022年1月20日病亡，时年67岁）还让我顺便采访正在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这是我进入新加坡的公开身份，而我真正的任务，则是担任所谓“人权律师” M·拉维（M. Ravi）的助理，工作是秘密进入新加坡高等法院，亲眼见证那些所谓判决不公的案件，并撰写报告，准备于次月提交给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本计划陪同我前往日内瓦作证的M·拉维，却在出发当天上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原因是在我持续关注这些案件审理期间，他出现了躁狂发作，后来被诊断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一诊断，也解释了他此前那些疯狂的行为和古怪的举止。他已于2025年12月因用药过量去世。
在新加坡的生活，就像一场因巨大压力引发的高烧梦魇。我寄宿在当地一个家庭，睡的是孩子房间里的上铺，每天早餐吃咖喱。与此同时，始终生活在新加坡国内安全局的监视阴影之下。就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竟然还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向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求婚。浪漫并没有消失，只是它变成了选择题而已。
法庭上的那些案件令人痛心。我还看到该国（新加坡）对一名尼日利亚青年执行死刑（编者注：2004年11月，尼日利亚青年伊武楚库·阿马拉·托奇从巴基斯坦飞抵新加坡樟宜机场，在行李中被查获约727克海洛因。根据新加坡《滥用毒品法》，海洛因超过15克即达到适用死刑的法定数量标准，因此他被控贩运毒品。托奇辩称，其受一名自称“史密斯先生”之人委托携带手提箱，对方告知箱内装的是赠予朋友的非洲草药，而非毒品。但法院未采信其说法，认为检方已证明其构成犯罪。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处其死刑。2006年2月，新加坡上诉法院驳回托奇的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在国际上曾引发关注，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在内的西方所谓“人权组织”曾鼓噪反对新加坡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并要求停止执行；而新加坡政府则坚持其禁毒法律和司法制度，依法执行死刑）。
此后我不断辗转于各国之间，不断遭受羞辱。为了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我飞往瑞士日内瓦。在那里，我借住在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公寓里，只能睡在地板上。更夸张的是，那间公寓的淋浴间竟然就设在厨房里。这样的生活，谈不上任何光鲜。
▲2006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会议期间，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等待提交来自新加坡的所谓“证据”。原文配图
因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表现受到“法轮功”称赞之后，我被鼓励再次返回新加坡，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当我再次进入新加坡时，立刻就被拘留了，并与非法移民和妓女关押在一起。我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烫手山芋，没有人愿意接手处理我。最终，在一名空警的押送下，我被驱逐到澳大利亚。在那里，我又作为涉嫌恐怖分子或毒贩接受了数小时审讯。随后，我再次被遣送至新西兰。到了奥克兰之后，我又被关进监狱过了一夜，然后除了一个行李箱之外一无所有地被遣返回英国（编者注：贾亚·吉布森的这一系列遭遇充分表明“法轮功”在各国安全机构眼中的邪教形象）。
我搬回到父亲位于伊斯灵顿的公寓，身心俱疲，经济上也一败涂地。我奉献自己的才干、自由乃至心智，投身于那项“事业”，而在它眼中，我承受的痛苦不过是“业力消弭”。那个曾经在公园里平和的气功修习已然终结。我曾是一名全身心投入的追随者，一名被洗脑的底层喽啰，而这张罗网，终于彻底收束。
在《大纪元时报》的日子：一场失败的“行为艺术”
▲本文作者贾亚·吉布森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第27街的《大纪元时报》总部。原文配图
在《大纪元时报》的工作，与其说是一段媒体职业生涯，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关于组织失败的先锋行为艺术。
位于曼哈顿第27街的报社总部，是一个充满挫败感的地方。除了少数负责销售广告版面的人员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领到工资。大多数员工都住在条件简陋的宿舍里，仅靠极其有限的生活资源和公共厨房里别人捐赠的食物来维持生计。那里不缺中餐，此外还有一种西方食品，堪称工业级口粮——一桶又一桶的花生酱，其消失速度甚至比“师父”（李洪志）关于“天体净化”的预言还快。
我原本被承诺安排的纽约住处，实际上却是位于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特（Bedford-Stuyvesant）地铁站附近一栋褐砂石住宅的一层公寓。客厅被改造成了宿舍，里面住着十几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男性，我在其中年龄最大。入住第一天晚上，我又一次做噩梦，睡梦中大喊大叫，后来他们终于腾出一间储藏室让我单独居住。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同情我的年龄，也多少尊重我在《大纪元时报》里的“职位”。公共活动区域只有厨房旁边的一张小餐桌，整个环境简陋得像监狱一样。这与当初《大纪元时报》高级编辑扬·耶基莱克（Jan Jekielek）说服我飞来纽约、担任全球市场总监时所描绘的专业工作环境完全不同。
▲2011年，纽约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文森特区拉斐特大道的褐砂石宿舍前，一名“法轮功”学员坐在台阶上弹吉他。原文配图
虚幻的“全球市场总监”
作为全球市场总监——这是我真正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我每天都在与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编者注：Dunning-Kruger Effect，指的是一种认知偏差，即能力或知识较低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而能力较强的人，则更可能低估自己。这一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于1999年提出）较劲。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自己那个天堂世界里的“神”。因此，他们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远远高于我这个“常人”，自然也没有必要遵循我提出的市场营销建议。每当我提出一项再普通不过的营销策略时，总会眼睁睁看着它被一群毫无商业常识的人当成耳旁风，他们把商务会议开得更像是一次集体打坐。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工作场所，不如说更像是一所由一群刚刚实现“自我神化”的人经营的幼儿园。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拿头撞墙，只是那堵墙由一种平静却毫无根据的精神优越感构成。
专业精神，在那里就像一种外星语言。如果当时公司真的存在一本员工手册，那么里面大概只会列满违反税务、劳动、健康以及安全法规的各种行为。我们没有医疗保险，因为急诊室之类属于常人的概念，而我们忙着“拯救众生”。整个报社唯一真正能够运作的制度，就是相信我们所从事的“崇高事业”凌驾于一切世俗法律之上。整个组织完全围绕着一项精神使命运转：拯救众生，使其免于即将到来的宇宙清算。我们始终维持着一家独立新闻机构的外在形象，甚至还特意聘请了几名并非“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只是为了让外界觉得更像那么回事。但真正决定报道方向的，却始终是“师父”最新发表的“讲法”。《大纪元时报》正式创办于2000年5月20日，由唐忠（John Tang）创立。它只是“师父”构建媒体“三叉戟”中的一部分，与“新唐人电视台”及“神韵艺术团”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神韵”刚出现时，我就讨厌它，从艺术角度来看，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俗气、浮夸而且充满了直白的政治宣传演出。
李洪志告诉我们，每一个观看演出的人都会得到拯救。对此，我一秒钟都没有相信过，但我还是勉强配合了。如今，我为自己曾经多年替这个骗子卖力宣传而感到既羞愧又恼火。
任何在真正意义上取得的成绩，几乎都只能归功于个别人孤军奋战般的努力。因为无论是董事长程丹娜（Dana Cheng），还是总裁托马斯·休斯顿（Thomas Houston），都没有展现出任何明确的领导能力。休斯顿是个不错的人，但却是一位糟糕的领导者，而且他以前还干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像制定商业战略这样的概念，在这里毫无意义，因为所有决定都直接来自最高层，再通过各种传话人层层传达，以确保李洪志始终保持可以否认一切责任的空间。2009年的那项要取代《纽约时报》的荒谬目标，就是李洪志亲自提出的。当我指出《纽约时报》仅新闻采编预算每年就高达7000万美元时，我这种基于现实的提醒完全被置之不理。我们甚至连印刷油墨的钱都经常筹措困难，却始终被要求“把目标定得再高远一些”。
逃离“法轮功”：一场精心策划的“越狱”
如果你想离开一个邪教，并不是递交辞职信后，大家为你举办一场告别茶会，再配上一块已经放硬的糖果蛋糕那么简单。你必须像策划一场越狱一样周密安排，那种规划的精密程度，甚至会让抢劫电影里的计划都显得业余。到2011年时，我已经作为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者”生活了很多年。我一边完成修炼者必须完成的各种精神仪式，一边内心却几乎在不停地呐喊，希望能够逃离。我是《大纪元时报》市场推广体系的设计者，但与此同时也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套宣传体系最大的受害者。
我最终反抗并逃离的机会，却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一场剧烈地质变动。2011年，一场毁灭性的地震袭击了我妻子的家乡——新西兰基督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场灾难，而对我而言，它简直就是上帝的作为——至少也是“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一次极其及时的运动，是我逃离“法轮功”的契机。我利用这场灾难，以及帮助妻子家人的真实需要，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张“免罪金牌”，终于逃离了那个吞噬了我十三年人生、令人窒息的幻想泡沫。
搬到新西兰，本应意味着彻底切断过去，意味着我终于不用再替一个自称会飞升，还宣称外星人利用电脑控制人类的骗子（即李洪志）摇旗呐喊，然而这个组织的触手仍试图把我拖回去。即使身处新西兰——这个我认为安全的避风港——我依然能够感觉到整个“法轮功”的机器仍在暗中运转。后来，当当地记者迈克尔·莫拉（编者注：Michael Morrah，新西兰《先驱报》高级调查记者，因采访“神韵艺术团”前舞蹈演员曝光黑幕而被“法轮功”视为眼中钉）开始发表揭露“法轮功”的报道时，这个组织专门从纽约派来一位名叫黛西（Daisy）的小头目，对莫拉进行骚扰。“法轮功”整个组织就像一架运转不休的机器，以“拯救”为名，将一切违背良知的行径全部合理化，人性的代价在它面前不值一提。
邪教生活的真实面目：精神控制的日常
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精神上的负担是一种永无止境、令人精疲力竭的折磨。整个日程安排几乎吞噬了所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凌驾于正常人的各种责任之上。所谓“在公园里平静炼功”，不过只是一个诱饵，真正等待你的，是一种将每日生活全部转化为精神义务的压迫式循环，永无喘息之机。最低限度的修炼安排，本质上就是一份以“业力”作为报酬的兼职工作：
站桩功法（1小时）：保持特定的站姿，每个动作通常要持续十五分钟，而且往往十分痛苦。
打坐（1小时）：双盘打坐整整一个小时。只要持续一段时间，这种姿势几乎就是一种纯粹的折磨。
学法（1.5至2小时）：阅读《转法轮》一章。虽然严格来说并非硬性规定，但在集体学法时，这是所有人默认必须完成的事情。
“发正念”（1小时）：每天四次，每次十五分钟，反复默念“FZN”。我非常厌恶这种仪式化、强制性的祈祷。
“讲真相”：只要有机会，就必须到公共场所开展宣传活动，尤其是在周末，这几乎占据了所有可能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
完成这一切之后，你才终于“被允许”去做一些“常人”的事情，例如睡觉或者赚钱谋生。这种压力无休无止，如果你觉得疲惫，那就说明你修炼得还不够，如果你感到焦虑，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放不下各种“执着”。于是，人便不断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一边不断表演着自己的神圣，一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内在判断力被一点一点地瓦解。
▲2002年左右，新西兰皇后镇郊外，贾亚·吉布森（右一）与其“同修”正在打坐。原文配图
“媒体三叉戟”与“摇钱树”
这种充满恐惧的世界观，又被一套庞大的媒体机器不断强化。《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以及“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共同组成了李洪志的“媒体三叉戟”。它们都围绕着所谓“拯救众生”的使命运转，同时对中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这种剥削，也延伸到了那个被奉为“摇钱树”的“神韵艺术团”，“神韵”总部设在纽约州北部规模庞大的“龙泉寺”园区。在内部“神韵”被描绘成拯救世界的天国钥匙，而在现实中它却是一场浮夸而充满宣传色彩的混乱表演。他们招募并利用移民家庭的儿童，其中一些孩子年仅十二岁。这些孩子被安置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里，接受高强度训练，而且没有任何工资。
这种讽刺在2024年达到了顶点，当时媒体曝光了与该组织有关的一起大规模洗钱案。据称，《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卫东（Bill Guan）至少清洗了6700万美元犯罪所得。讽刺的是，《大纪元时报》一边高喊“拯救众生”，一边却利用犯罪所得维持运营——洗钱案曝光后，数千万美元的黑钱正源源不断地流入其账户。
重建人生
十三年全职奉献所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精神废墟。自2017年以来，我一直接受心理治疗，努力面对那个令人恐惧的现实：在那些年里，我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其实并不真正属于我自己。当你让纽约州北部一位自恋者（即李洪志）连续十多年替你定义现实之后，你内心的判断体系几乎需要彻底重建。
我至今仍对自己曾经把汗水、专业技能以及精神健康全部奉献给他们，感到无比恼火和羞愧。而他们回报我的，却是让我亲眼看见父亲痛苦地走向死亡。看着他患上胰腺癌，却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只因为他坚信那只是可以通过打坐消除的“业力”，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最痛苦的事情。而其他“法轮功”学员面对我悲伤时表现出的冷漠无情，甚至因为我的悲伤而斥责我，则成为我信仰之棺的最后一枚钉子。
如今，我生活在新西兰基督城，今年已是51岁。我是一个经历过多次精神沦陷事故之后的幸存者，我把记录这一切当作一种反抗。我自愿参与Decult（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邪教组织）和Uncult Ōtautahi（新西兰基督城反邪教组织）等组织，希望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更多人认识这种陷阱的运作方式。那个所谓在公园里“平静”练习气功的形象，只是一层外表。它背后，是一个利用弱势群体，并以价格高昂、充满浮夸色彩的舞蹈演出来宣称“拯救世界”的全球性体系。我仍然活着，仍然一点一点重新拼合自己那横跨南北两个半球的人生。当一个人被反复告知，连自己的思想都是“业障”时，重新学会相信自己、珍视自己，本身就是最深刻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