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摩尼教在中国的演变与本土化历程
（一）唐至五代政治环境与摩尼教发展概况
1、694年武则天予以首次官方承认
7世纪初期，粟特商人沿丝绸之路建立“摩尼教驿站”，考古发现显示，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的商道上，至少存在12处摩尼教祭祀遗址（如宁夏固原出土的粟特文摩尼教铭文）。《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其经云：‘光明黑暗二宗，各有国土，互相胜负。’天后悦之，敕令译其经。”这标志着官方认可的起点。
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称帝后，需要多元宗教支持，敕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洛阳出土的《大周摩尼寺碑》显示该寺占地达50亩，享有免税特权。敦煌P.3847文书揭示，当时朝廷设立“摩尼监”管理教团事务，年拨经费折合粟1500石。
2、732年唐玄宗下敕令有限禁断摩尼教
摩尼教的传教遭到士大夫和佛教界的非议，也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据《册府元龟》卷620载：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下敕令禁断摩尼教，“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
3、768年唐代宗敕令再次予以承认
到了天宝十四年（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摩尼教迎来转机。因回鹘将摩尼教奉为国教，762年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与唐订立《唐回互市条约》附加宗教条款。唐代宗先是于768年（大历三年）应回鹘请求，敕令在长安建 “大云光明寺”，并赐额“大云光明之寺”。3年后，又应回鹘所请，扩展至荆州、扬州、越州（绍兴）、洪州（南昌）等地。据《佛祖统纪》卷41载：“大历六年，回纥于荆、扬、洪、越诸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到了元和三年（807），朝廷又允诺回鹘使节所请，特许在河南府和太原府设置三座摩尼寺。从此，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了摩尼寺。
4、843年唐武宗诏令禁断摩尼教
唐武宗会昌初年（839年），回鹘为黠戛斯所败，会昌三年，唐复与回鹘交战，大破回鹘军，并夺回下嫁的太和公主。于是，843年，唐武宗诏令明确针对摩尼教：“其法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据《唐会要》卷49统计，全国拆毁摩尼寺46所，还俗僧尼3000余人。
▲有幸见识过几乎所有远东族群的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建立多处“摩尼教驿站”
会昌五年，武宗正式下诏毁法，虽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佛教，但一切外来宗教都未能幸免。
摩尼教在中原的寺院全部关张。呼禄法师等摩尼教高阶僧侣逃至福建，《闽书卷七·方域志》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当时福建处于藩政割据阶段，离中原较远，佛教兴盛，民风尚巫，福州、泉州因海上丝绸之路便利，波斯侨民较多，很适合依附佛教、道教的摩尼教的生存、发展。为了规避打击，摩尼教改称明教。史料和考古证明，一直到明代，福州、泉州、闽东霞浦都是摩尼教的中心，并且随着闽东一些居民迁往温州，使温州的摩尼教也兴盛起来。
敦煌藏经洞文献（如《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下部赞》）证明，直至10世纪，摩尼教仍在河西走廊秘密流传，与佛教、景教共存。
5、927年后唐再次重申禁断摩尼教
唐末天下大乱，摩尼教复趋活跃。据《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载：贞明六年（920年）“冬十月，陈州妖贼母乙、董乙伏诛。陈州里俗之人喜习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号曰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揉杂淫秽，宵聚昼散。州县因循，遂致滋蔓……群贼乃立母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署置。至是发禁军及数郡兵合势追击。贼溃，生擒母乙等首领八十余人，械送阙下，并斩于都市。”
《佛祖统纪》也有记载：“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聚众反，立母乙为天子。朝廷发兵擒母乙斩之。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所谓上乘宗，乃明教之自称。吴晗先生说：“按，南北朝隋唐间三阶教流播颇广，其教有上上乘、上乘之说，开元二十年与明教同时遭禁。母乙之反自称上乘宗，而志磐则以为是明教，则当唐末五代时，明教已与三阶教混合矣。此所记陈州末尼所奉为魔王，又素食。魔王盖即摩尼，以明教有明王出世之说，而摩尼又称明使也。明教不事神鬼，其所供奉摩尼夷数（耶稣）诸画像，均为波斯或犹太族，深目高鼻。其教又为历来政府及佛徒所深嫉，佛徒每斥异己者为魔，易摩为魔，斥为魔王，为魔教，合其斋食而呼之，则为吃菜事魔。”
“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普法宗），是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异端宗派，由僧人信行（540—594）创立，该教以末法焦虑为底色，以普敬苦行践履平等，以无尽藏构建经济共同体，其反仪式、反阶层的特质既吸引底层信众，亦招致正统打压。在隋唐曾先后四次遭到官方镇压，仅存续了三百年。其教派特色和经历与摩尼教颇多相似之处，它们被朝廷禁止传教后走入地下，同气相应，摩尼教依附“三阶教”流行民间，自奉上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难怪正统佛教将之妖魔化，其教义宗旨本在灭魔，结果却被佛教和朝廷污名化为“吃菜事魔”，颇具讽刺意味。
陈州起事失败后不久，至后唐、石晋时摩尼教又潜兴布教，赞宁《僧史略下》：“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母乙为天子，累订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后唐石晋时复潜兴，推一人为主，百事禀从。或画一魔王踞坐，佛为其洗足，盖影佛教所谓相似道也。”于是后唐朝廷重申禁令，天成二年（927年）诏：“摩尼本是邪见，宜令禁断”。处罚措施：信徒“决杖流配”，经卷“每季首级具数申奏”。有的地方，摩尼信徒遂改称“白衣道”（敦煌文书S.6345）。
从此，摩尼教完全由公开转入地下，并逐渐演化为民间秘密教门，继续蔓延发展。
（二）教义表述的本土化转型
1、术语系统的佛教化重构
如《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将：“光明之父”译为“摩尼光佛”，将“先知”译为“佛夷瑟德”，将“选民”译为“法堂主”等。在敦煌S.2659写本中，波斯术语Zurwān（时间神）被译为“梵天”，原始教义“五明子”对应“五方佛”，等等。
2、道教化改造策略
（1）《老子化胡经》的系统附会
敦煌P.3404写本显示，摩尼教徒增补《化胡经》内容：“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将摩尼塑造为老子化身，建立道统合法性。
（2）道教概念的挪用
《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采用：“道气”指代“光明分子”；“三清”对应“三际说”阶段；“三十六部尊经”套用道藏分类，等等。
（3）科仪程序的融合
霞浦文书《奏申牒疏科册》显示：摩尼教斋醮采用道教“三申五奏”格式，神谱纳入玉皇大帝、北斗星君等道教神祇。
3、经典翻译的创造性转化
采用“格义”方法：如《下部赞》套用《华严经》偈颂体；《证明过去教经》模仿《佛本行集经》叙事，等等。日本龙谷大学藏敦煌写本显示，汉译经文较帕提亚原文删减了约23%的二元论内容。
4、宇宙论的简化调整
“三际说”被压缩改编为：过去→“龙华初会”；现在→“释迦说法”；未来→“弥勒下生”。俄藏Дx18936文书将“黑暗王国”改称“无明界”，与佛教术语对接，等等。
5、宗教实践的本土调适
（1）寺院制度的双重性
表层结构：采用“伽蓝七堂”制（山门、佛殿、法堂等）；僧职仿唐制设“上座-寺主-都维那”。
核心保持：密室供奉光明五佛；夜半举行“密教”仪轨；仪轨程序采用混合特征。
敦煌莫高窟第38窟北壁壁画显示：日祷改采佛教“晨钟暮鼓”形式，但保留面向西方礼拜的原始规制；P.3049文书记载的布萨仪轨，将摩尼教忏悔文与《四分律》程序结合。
（2）信众管理的灵活性
对“听者”要求降低：年斋期从50天减至30天。允许有限度的肉食（“三净肉”）。大谷文书803号显示，9世纪敦煌摩尼教徒可同时登记为佛教优婆塞、优婆夷。
（三）宋元时期摩尼教的深度中国化
1、宋朝的高压政策与明教地上地下的双向应变
宋代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各种民间秘密教门勃兴的阶段。就摩尼教来说，朝廷的禁令日趋严厉，但其地上地下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宋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敕编《道藏》，明教徒闽富人林世长遂赂主者，以《二宗三际经》编入（《佛祖统纪》引洪迈《夷坚志》）。张君房《云笈七签》序：“臣于时尽得所降道书……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与道士商校异同，铨次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天禧三年（1019）春写进之。”
自此闽南遂成摩尼教最重要之教区，洪迈《夷坚志》：“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袗。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取《金刚经》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宫为太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大中祥符兴《道藏》，富人林世长赂主者，使编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宫……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时作礼，盖黄巾之遗习也。（《佛祖统纪》引）
因摩尼教屡有反政府之举，因此宋代统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侮称明教。南宋初年对于“吃菜事魔”的取缔尤为严酷。南宋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因此摩尼教转入地下，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这种秘密教门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欢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
陆游南宋绍兴年间（1158—1159）曾任福州宁德县主簿、福州决曹，亲眼见过明教徒的活动情况。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
“闽中（福州）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即摩尼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信教之人“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辇，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会，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漫无可取。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
由上可知，陆游在福州为官时，读过明教经书，见过明教中人，并且曾与明教中人有过辩论。说明虽然当时宋代朝廷严令取缔摩尼教，但摩尼教在福州地区仍然非常流行，信徒公开参加教会活动，不避外教徒，甚至有以信明教为荣的味道；明教经书假借官府之名刻版雕印，广泛传播，非常容易获取；有很强大的势力，不仅“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就连很多“名族士大夫家”也已供奉信仰之。
后复随闽东移民传入温州，据《宋会要》所记，北宋末年，温州一地，即有明教斋堂四十余处：
政和四年（1114）十一月四日，“臣僚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奉御笔，仰所在官司根究指实，将斋堂等一切拆毁。所犯为首之人依条施行外，严立赏格，许人陈告。今后更有似此去处，州县官并行停废，以逢御笔论。廉访使者失觉察，监司失按劾与同罪。”（《宋会要稿·刑法二上》，页七九）
其长老名行者，徒众则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恪遵明教规律，于密日［日曜日，］持斋（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页16）。至南宋初期，已遍播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东南一带，因地异名。孝宗乾道二年（1166）陆游《条对状》云：“自古盗贼之兴，若止因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次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为害，未易可测。伏缘此色人处处皆有，淮南谓之二禬子，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板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以祭祖考为引鬼，永绝血食。以溺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滥，未易概举。烧乳香则乳香为之贵，食菌蕈则菌蕈为之贵。更相结习，有同胶漆。万一窃发，可为寒心。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伏乞朝廷戒敕监司守臣，常切觉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习不根经教之文，例行阔略。仍多张晓示，见今传习者，限一月听赍经像衣帽，赴官自首，与原其罪。限满重立赏，许人告捕。其经文印版令州县根寻，日下焚毁。仍立法，凡为人图画妖像，及传写刊印明教等妖妄经文者，并从徒一年论罪。庶可阴消异时窃发之患。（《渭南文集卷五》）”
二禬子（亦作二会子）即二祀或二宗，为明教之变种，被官府归为“妖幻邪人”之列；金刚禅是唐末至宋元时期活跃于中国南方的佛教异端教派，被官府归为“吃菜事魔”邪教，其教义杂糅密宗、禅宗与民间巫术，以“即身成佛”为号召形成的秘密结社；揭谛斋则为明教斋食度人（揭谛源自《心经》，有度人到彼岸之意）之谓；惟四果为佛教之白云宗，非明教。白云宗、白莲社与摩尼教至宋后期及元代，已混杂不清，据陆游所言，则在南宋初期，已开始合流了。（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陈星桥，中国佛教协会原常务理事、《法音》杂志原副主编、中国反邪教协会原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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