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邪教组织建构了一套高度隐蔽的暗语系统，并通过“布线—控线—提线”的运作逻辑，将具有危害性的暗语系统予以武器化，给社会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对此，可设计“松线—切线—解线”的治理路径加以应对。“松线”旨在以开放的超语环境打破不对称结构下的邪教信息压制，松动邪教暗语与成员思想的强联系，降低邪教组织 “提线”成员的可能性；“切线”则通过批判分析揭示邪教暗语系统的社会危害性，让成员对邪教的反应模式由“利益—接受”模式重回“危急—反应”模式，最大程度切断邪教组织对成员的“控线”；“解线”在于通过揭露邪教暗语系统所宣称的意义系统的虚假性，瓦解其暗语系统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摧毁邪教暗语系统在成员思想中的“布线”。
【关键词】邪教 社会危害 应对策略
（二）邪教暗语系统武器化带来的三重社会危害
邪教暗语系统的武器化不仅对内消解了成员本身的自我防控能力，进而实现对成员的剥削和控制，还通过制造社会恐慌和无差别攻击，对外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给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带来三重危害。
第一重危害：虚假承诺抹杀民众自我保存的意识和能力。自我保存是维护社会治安有效运行的底层动力机制。各类安全主体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会主动采取相应安全行为，其外在表现可统一归结为“自我保存”形态。这一形态涵盖“国家—社会”两个层次的自我保护行动。从国家层面来看，公安机关为维护政治安全，依法对邪教类案件进行防范、打击和处置，是国家安全主体自我保存的典型样态；从社会层面来看，邪教受害者家庭组建志愿者组织开展反邪教宣传，公民个体识别、发现和预防邪教不法活动，是社会安全主体自我保存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讲，民众对于社会安全问题的应对遵循“危急—反应”模式，即当民众感知到社会安全问题的存在，并判定该安全问题的危害可能性较高时，会实施预警预防、应急处置等自我保存行为，以确保自身权益免遭社会安全问题的侵害。
邪教暗语让民众主动放弃了对合法权益的自我保存。邪教暗语建构的虚假意义系统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异化。它将一种虚假承诺投射给民众，导致民众产生错误认知并信从。民众在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容易混淆是非、难辨正邪，逐步丧失对邪教不法活动的警惕和抵御能力。同时，邪教暗语通过魔术、骗术、心理学知识和医疗技术来虚假“见证”其奇迹传播，编织一套如何用谎言控制成员的策略，比如头目有特异功能、不去医院可以治病、信教可以圆满升天、入教可以美容养颜等。“邪教话语多数不是良性的，邪教话语的核心就是欺诈。”民众听到这些编织的虚假承诺后，错误认为是邪教头目施加的恩惠，加入邪教是一种获益行为。邪教通过暗语控制民众，让其相信所传递的信息不仅无害，反而对自身是有利的。这就打破了民众应对社会安全问题时所遵循的行为模式，从“危急—反应”模式转变为了“利益—接受”模式。行为模式的转变，致使民众无形中放弃了自我保存，甚至产生了保存邪教的意图和行动，造成了邪教领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发生。当民众主动放弃了对合法权益的自我保存后，邪教组织就可以对其实施无底线的利益盘剥。
第二重危害：具体末日论控制成员并制造社会恐慌。在控制成员的诸多策略当中，邪教组织特别钟爱具体末日论。大多数邪教组织会用暗语虚构一套属于自己的具体末日论。有学者统计，2009－2012年间，世界末日谣言有近百个版本之多。不过，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邪教所虚构的所有世界末日景象从未发生。具体末日论完全是邪教用来欺骗民众的伎俩。实际上，在一些宗教话语中也会出现末日论的内容，但一些宗教话语所描述的末日并不是世界毁灭，而是宗教在未来影响的衰落，比如，佛教的末日论指的是对于末法时期的预言，天主教的末日论指的是末日后新天地的到来，绝非某些邪教所虚构的世界毁灭。基督教认为世界末日只有主知道，人子和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而且，宗教的末日论是一种模糊的末日论，邪教的末日论是一种具体的末日论。具体末日论易引发社会恐慌，危害社会安全。
具体末日论不仅制造社会恐惧，还有助于邪教招揽更多的成员。建构的具体末日景象，给成员制造了对外来的恐惧感，如何逃脱末日灾难成为摆在成员面前的一个困境。泰得·丹尼尔金指出，相信世界末日的人会破坏现有秩序，实施一些缺失理性的行为。2012年12月，河南光山闵某受邪教“末日论”影响，进入小学砍杀22名学生。2023年，肯尼亚某邪教鼓吹末日绝食升天，致百余人丧生。对于建构的末日论，邪教宣称逃脱的唯一方式就是信仰邪教暗语。邪教通过话语来制造末日论思想，是为了利用恐惧制造社会恐慌，让社会大众以及成员相信，只有邪教本身才知道如何拯救世界，从而吸引民众加入并实现广招成员的目的。邪教以“信教”逃脱末日的谎言，来应对所制造的具体末日论谎言，设计出以谎言应对谎言的二重谎言陷阱。二重谎言陷阱的逻辑嵌套，让一些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两方面产生了“滑坡效应”，增加了被邪教招揽和俘获的可能性。邪教利用具体末日论制造的社会恐慌，以及利用恐慌非法招揽成员的行为，严重威胁和危害社会安全的有序运行。
第三重危害：二元对立论教唆成员实施无差别攻击。邪教暗语的二元对立论不仅排斥当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还排斥正常宗教文化、传统文化等其他一切文化，并从根本上侵蚀民众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二元对立论蕴含有极强的攻击性，负面外溢效应明显。邪教暗语对人员身份进行区隔处理，将未参加邪教组织的社会成员都视为对立的他者，一切外在的群体均被隐喻为魔鬼，可以对其进行贬低、攻击。有的邪教把人进行类型化，第五类人即没有加入该邪教的一般人，被称为“灭亡者”。有的邪教甚至提出了“常人魔说”的怪论，认为可以对邪教组织外的社会成员实行无差别攻击，并将这种无差别攻击视为一种“荣誉”和“善举”。邪教暗语解构了抗争对象的权威性，并附加以情感动员和支撑。“与教团作对就是敌人。”“杀害敌人是为了让其解脱。”“他们将危害行为描述为一种荣誉文化，涉及频繁的道德对话和自上而下的治理，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被视为一种荣誉文化的体现。”
邪教暗语将违法犯罪行为“荣誉化”，足以证明其对社会成员实施的无差别攻击，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当一个群体被视为一种存在性的威胁时，‘安全化’的过程会发生。”从主观角度来讲，邪教暗语深刻改变了成员的思想观念，邪教组织及其成员本身即便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外在行为，主观上也已存在危害社会的动机。“千年至福派”一名成员企图向城市自来水管投毒，其认为会出现世界末日的善恶大战，向城市自来水管投毒是对做错了事或者拒绝忏悔的人采取的正义行动。从客观角度来讲，邪教暗语促成了有组织杀戮的形成。“杀戮是一种极端和频繁的邪教犯罪形式。这些杀戮是有组织的，由核心领导人策划，但由在思想控制下的追随者实施。邪教作为一个群体，凝聚力和氛围会放大极端的思想，这意味着与邪教有关的暴力犯罪比一般的暴力犯罪更严重。”邪教暗语引发有组织杀戮的案例比比皆是。“邪教已经成为诸如大规模自杀、恋童癖甚至是恐怖袭击的同义词。”“它以宗教之名实施的战争、杀戮和罪恶要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暴力。”如果任由邪教暗语发展的话，社会安全将始终处于一种危险境地。“不同国家的邪教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对人民之间的和平、和谐共存和社会秩序构成了可持续的威胁。”
四、化解邪教暗语系统社会危害的路径分析
邪教暗语系统被武器化后，成为激励成员实施威胁或危害社会安全行为的风险源头。要从根本上消解邪教暗语系统的文化异化特质，防治其对社会安全造成的威胁和危害，需要针对邪教暗语系统控制成员所实施的“布线—控线—提线”运作逻辑，从外至内实施“松线—切线—解线”的反向治理路径。
（一）开放式“松线”：以超语场景应用对邪教成员认知域进行扩展延伸
近些年来，尽管一些邪教组织开始利用电子书籍、SD卡等数字宣传品来传播其话语，邪教与互联网产生了“联姻”，但囿于隐蔽性发展的制约，数字宣传品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深度受到较大限制。个别邪教组织为了避免自身的非法活动被政府发现，甚至严禁成员在电脑、手机、 MP3、 MP5等现代媒介中存储邪教活动相关资料。邪教暗语的传播渠道仍具有鲜明的封闭性特征。与此相对应的是，音视频、机器语言、数字图形等多模态传播符号不断涌现，不同类型的传播符号相互交织融合，形成多元共生的传播格局，进而催生并构建起全新的超语场景。超语场景是文字、图像、语音、算法语言等多模态传播符号并行共存、交融互洽的现实环境。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现代社会已然浸润于超语场景之中。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讲，超语场景下多模态传播符号协同表意、互补增效，主流话语的实践生命力得到极大增强。
超语场景的融入以语言开放流动为运行条件。为此，治理主体需要为成员创设多模态传播符号能够自由流通的话语环境。治理主体在宣传教育、侦查打击、教育转化、后续帮教巩固等阶段，需要打破邪教组织设置的封闭话语环境，让成员能够在开放话语环境里接触到短视频平台、AI 交互机器人等多模态传播符号。成员在超语场景里可以吸纳多模态传播符号所传递的主文化信息，打破原有不对称结构下邪教暗语单方面的亚文化信息压制。“超语实践有助于自我身份建构，增强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多模态符号所传递的主文化信息与邪教暗语蕴含的亚文化信息相碰撞，在减弱成员对主文化抵触的同时，还能够让邪教成员认识到邪教暗语系统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大语言模型通过深度解构邪教暗语文本中的矛盾，依托AI聊天机器人开展交互引导，能够促使交互对象反思邪教阴谋论信念中的不确定性，交互后受试者对阴谋论坚信度显著下降。空间的开放和成员自身的认知扩展，有利于松动邪教暗语与成员思想之间的连线。成员得以从过去被邪教控制的牵线木偶，逐渐变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辨能力的社会主体。邪教组织“提线”成员的可能性得以降低。
（二）揭批式“切线”：以危害批判对邪教暗语毒害性进行稀释消解
邪教对成员的“控线”，来源于邪教暗语所建构的独裁性文化，以及排斥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论思想。对于邪教成员以及正在转化或转化不彻底的前成员来讲，邪教暗语的毒素在无形中产生或深或浅的侵蚀作用。尽管超语场景使邪教成员从封闭的信息压制空间走出来，延展了其对世界的认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其它暗语系统的正确性，降低了邪教组织“提线”的可能性，但成员并未从理性层面完全否定邪教暗语系统，也未从感性层面完全摆脱对邪教暗语系统的依赖。邪教成员在思想上仍被邪教暗语系统所控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成员并未对邪教暗语系统的危害性有充分认知。治理主体要切断其对成员的“控线”，必须要引导成员深刻洞悉邪教暗语系统的危害本质。
为此，治理主体需要针对邪教暗语系统开展系统性的揭批工作。一方面，揭示邪教暗语系统独裁性的社会危害。独裁性的邪教暗语系统具有天然的反文明性。话语独裁是文化宽容结束的开始，独裁性的邪教暗语系统与文化宽容不相容。而文化宽容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独裁性的邪教暗语系统与文明进步相悖，是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另外，独裁性的邪教暗语系统抑制了成员的思想自由。独裁性的邪教暗语系统要求成员绝对服从其歪理邪说和命令，不得进行独立思考和反驳批判，成员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思辨能力，沦落为邪教组织的附庸和工具，成为邪教组织可以任意压榨和伤害的对象。另一方面，揭示邪教暗语系统中二元对立论的社会危害。邪教暗语系统所建构的二元对立论思想，将邪教之外的一切“他者”都视为邪恶，并将攻击“他者”视为一种“善”的荣誉，蛊惑和驱使成员无罪恶感地实施威胁和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这种带有攻击性的亚文化不仅严重污染了成员的思想，还会产生无差别攻击他人等巨大社会危害。一旦成员认清邪教暗语系统对自身和社会所造成的双重危害后，会摒弃过去将加入邪教视为获益行为的错误认知，其应对邪教的反应模式从“利益—接受”模式重新回归到“危急—反应”模式。邪教组织对成员的“控线”被切断。
（三）祛魅式“解线”：以科学理性对邪教暗语荒谬性进行揭批驳斥
邪教对成员的“布线”，来源于成员迷信和盲从邪教暗语所建构的虚假意义系统，思想上认可并接受了邪教暗语系统的表达内容。成员对邪教暗语的认可和接受，即承认其存在的“正当性”和“神圣性”，是邪教组织“布线”成功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对于教育转化工作来讲，即便治理主体对邪教暗语系统的社会危害进行了揭批，但如果没有对前成员开展邪教暗语脱敏，前成员对邪教暗语系统所建构的虚假意义系统依旧接受和认可，仍然承认其存在具有“正当性”和“神圣性”，邪教深埋在前成员思想深处的“引线”就很难被撬动。在合适的条件下，这根“引线”很有可能再次被触发。而“引线”一旦被触发，“引线”上的毛细血管仍会释放有害毒素，污染前成员的思想而导致教育转化失败。假如前成员没有对邪教暗语系统的荒谬性有清醒认识，这种不顾社会危害客观事实而对邪教暗语系统迷信盲从的情况仍会发生。
为此，治理主体需要对邪教暗语系统的荒谬进行解构和批判。一方面，治理主体可以从事实层面证明邪教所建构的意义系统的虚假性。“科学区别于其它解释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客观性。”虚假的东西必定是荒谬而非客观的。邪教暗语所建构的意义系统均是主观性的产物，不同邪教所建构的意义系统不仅相异甚至相悖，治理主体可通过科学证明方式，来揭示邪教所建构的意义系统的虚假性。个别情形下，治理主体可通过剖析邪教头目及骨干成员背离自身创建的虚假意义系统的行为，来印证这套虚假意义系统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另一方面，治理主体可以从逻辑层面证明邪教暗语系统的混乱性。治理主体可寻找邪教暗语系统内部逻辑上的矛盾和冲突，用暗语系统内容的一部分来否定另一部分。以自我否定的方式推翻邪教暗语系统形式上的逻辑一致性。比如，有的邪教宣扬家庭是“撒旦”的捆绑，成员要脱离家庭、抛弃配偶子女，但却又鼓励 “配对”“婚姻见证”；宣扬“神”不重复“作工”，但“国度时代”和“恩典时代”的“神”均“显示神迹”和“医病赶鬼”，实际上在重复“作工”。这些内容明显前后矛盾，逻辑不一致。当邪教成员以及前成员认识到邪教暗语系统的虚假性和混乱性，就会拒斥“引线”存在的“正当性”和“神圣性”，产生针对邪教反宣的“态度免疫”，从而实现根本上摧毁邪教暗语“布线”的目的。（全文完）
（作者简介：李金锋，重庆警察学院教授，超大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延伸阅读：